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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英女士是沙威新村年长居民，居住在霸王村范围。她是心田一角种子铺经营者刘惠萍女士的四婶。早前，我们在惠萍的协助下，记录蔡女士的口述历史。蔡玉英女士和侄女刘惠萍（右）蔡玉英于1941年出生在沙令18哩，祖籍客家河婆，她爸爸的名字叫蔡璇，妈妈的名字叫张蕉。她家里有十个兄弟姐妹，排行第一的是大姐，接下来是五个哥哥，她排第七，后面还有三个弟弟。她说，她出世二十多天，爸妈就把她给了沙威的人做童养媳，那时候因为爸妈养太多孩子，一年一个，养不起，便把孩子送给人。整个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她的家公刘兴邦和家婆张彩住在24哩，家婆怀孕时跌倒，胎儿准月生出来后就夭折了。她的家婆涨奶，心想：能够捡一个孩子回来吃奶就好咯。古来有个阉猪的人叫赖宜（客话，lai ni），他在24哩阉猪，也在18哩阉猪。他知道了这件事，正好也知道蔡璇和张蕉要把孩子给人，就把消息告诉刘兴邦和张彩夫妻。接着，刘兴邦的弟媳（蔡玉英叫她三婶）打听到蔡璇的住址，就坐火车去18哩看这孩子。蔡玉英说，三婶去到沙令看到还没满月的她，觉得这孩子很美，头发黑黑，就回去跟她家婆张彩讲，然后他们“看个双日子” （日期双数的日子）就把她抱回来养。她是第一个进入刘家的媳妇，从小她就叫家公刘兴邦阿爸，叫家婆张彩阿妈。她的老公刘东汉在家里排行老四，年纪比她大两岁，两人的年龄相隔比较近，所以阿爸和阿妈从一开始就安排好要把她给老四做老婆。不过，她是到了17岁那年才跟丈夫一起睡，在那之前，她都是跟丈夫的姐姐睡，丈夫则是跟阿爸睡。她说，在她17岁那年的年三十晚，阿爸阿妈叫老四过来陪她一起睡，在那之后，他们就算结婚了，没有摆喜酒。那时候她也不会觉得害怕，因为在她懂事之后，阿爸阿妈就一直有跟她讲以后会嫁给老四这件事。她知道阿爸阿妈带她回来，就是要做媳妇，不是要做“妹”（客话，moi，意思是女儿）。在老四刘东汉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她说，从这两个弟弟懂事会叫人开始，就叫她四嫂，那时她自己也还是小孩。除了她之外，她知道26哩还有另一个像她这样的童养媳，名叫“妹仔嫂”（客话，moi zai so）。妹仔嫂今年已经83岁了。蔡玉英说，以前的人找童养媳，大多数是因为儿子缺脚缺手，或是头脑傻傻的，家里的人怕孩子娶不到老婆，才会找童养媳。她的妈妈张蕉做完月子后的第二天，有过来男方的家看看，看这家人的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很特别的是，她...

曾庆江先生口述历史

曾庆江先生是沙威街上永成号（Chop Yoon Sin，门牌A17）的老板。永成号以前是一家杂货店，杂货店前有猪肉档口，他们也是向椒农收胡椒的胡椒商。现在杂货店已经没有经营了，只剩下卖猪肉的生意。今年五月份，我们采访曾先生，记录他过去的工作记忆。曾庆江先生曾庆江出生于1959年，今年66岁，祖籍广东揭西五经富。他是沙威街上永成号猪肉档的老板，顾客都用客家话叫他的名字“阿gong”（阿江）。他的爸爸曾同春曾担任沙威新村的地方议员，他说，爸爸出生于1923年，早期还没搬入新村前，他的爸爸就在24哩杀猪、卖猪肉。曾庆江的爸爸曾同春在24哩卖猪肉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他说，他对爸爸杀猪有记忆是搬到永成号之后，那时他很小。“以前杂货店没有做（扩建）到后面去，杂货店后面也不是马路，只是一片空地，那里有搭猪栏，（爸爸）买回来的猪就养在后面。每天在里边杀猪，然后拿出来杂货店前面卖。” 后来到他的哥哥曾庆云接手爸爸的生意，他们家杀猪的地点搬到街上马来店后面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雅胜傢俬店那里。他说，当时沙威差不多有4、5组人在雅胜傢俬店那个地方杀猪，除了永成号，还有曾永祥、黄光套，有一家是姓蔡的，还有一家就不记得姓什么了。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到1980年代他结婚的时候，都还有在那个地点杀猪。 “那个杀猪的地方原本是一片空地，大家在那片地搭猪栏，每组人自己搭自己的猪栏，养猪、杀猪都在那里，”他说，当时雅胜傢俬店后面那片地是芭窑地，也有村民在那里养猪，不过那些村民养的是自己的猪，而他们养的就是抓回来的、别人养的猪。以前新村住家可以养猪的年代，许多人都养猪，曾庆江说，人们买小猪来养，养到变成大猪通常需要半年，把猪养大只了，就会叫他们去抓猪。他们跟别人租罗里去抓猪，抓的时候，先把猪笼放在墙边，然后把猪逼到墙边，再把猪赶进猪笼里。最后两个人，一人一边扛起猪笼，拿去称重量，称好重量才载回去自己的猪栏。他说，把猪载回自己的猪栏后还会再养一养，“就是给一点饲料它吃，给它洗澡，每天抓一只来杀。”猪栏是他们自己搭的寮子，也叫猪寮，整个四四方方，栏杆是用木来做的，大概是猪跳不出去的高度。屋顶放沙厘，地上有打cement。一个猪寮里有隔成两个栏，每个栏可以养5、6只猪。如果抓有10多只猪，就会分做两栏来养。有时只剩2、3只猪，就放同一栏。新抓来的猪，就放另一栏。他补充，养猪要...

庄雁鸿先生口述历史

庄雁鸿先生是“阿鸿档”的老板，在沙威街上经营生意已40多年。他喜爱唱歌，多次在歌唱比赛中获奖，也乐于担任司仪，在社区内有“金牌司仪”之称。去年12月，我们采访庄先生，记录其口述历史。庄雁鸿先生。他手上拿的是一张他喜欢的黑胶唱片，沙令歌手谭顺成的专辑。庄雁鸿出生于1950年，祖籍客家海陆丰，他父亲的名字叫庄伍美，母亲的名字叫邱总妹。他们都是从中国广东的上砂镇东山寨南来马来亚，最早的落脚地在古来32哩、33哩那一带。庄雁鸿说，26哩姓庄的人不超过十家，33哩（武吉峇都）就很多，因为早期从上砂镇东山寨南来的庄姓人都集中住在那里，他父母同样是先落脚那里，然后搬迁到彭亨州，后来又搬到26哩。他说，父母住在彭亨州时，他还没出生，他父母在那里种植烟草，具体的地点不知道是在哪里。只听说那里种的烟草很美，因为种植者从山洞里挖蝙蝠的粪便做肥料，土地变得很肥沃。后来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英殖民政府不允许他父母和其他种植者在靠近山区的地方种植，担心他们接济马共分子，要求他们搬离。就他所知，当时那些在别处有老家的种植者，都各别回去老家；没有老家的，英殖民政府安排他们住进居銮的一个扣留营。他的父母亲、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搬进了扣留营，大概是爸妈搬进扣留营两个月后，他在扣留营里出生。他在家里排行最小，在他满月那天，或是他满月后的一两天，他们就搬家过来26哩，因为他们在26哩有亲戚，正好那亲戚有亚答屋可以给他们住。 26哩的老家搬入26哩后，庄雁鸿住的亚答屋在边界路旁（门牌H125A），那时是紧急状态时期，他们家在新村围篱范围内，位置是现在脚车店（合成摩哆）的斜对面。他说，这间老家后来经过重建，已卖给别人；以前，这亚答屋很简陋，一进门就看到灶头，下雨会漏水。他说，以前老家的正门不像现在面向边界路，而是面向臭港。那时候，臭港边（现在的大同贸易那一排）和边界路外（现在的鸿昇花园、百利花园）全是芭窑地，很多人在芭窑地种稻、种菜、养猪。小时候，他也常去芭窑地採蕹菜、芋头叶和青藤，用来喂猪。在他的印象中，臭港的水深大概是到小腿，水很清，里面有鱼也有虾。他试过晚上拿手电筒去臭港看，里面有不少白色的鲫鱼（客话，zid ng），不过他家没有吃鲫鱼的习惯，所以他不会抓来吃。如果下大雨，臭港的水会满起来，涨上他家前面的小沟。他说，小沟旁是他家的猪寮，养十只、八只猪，他们给猪...

黄纬斌先生口述历史（一）

*黄纬斌先生是大同贸易公司东主，他从青少年开始积极参与沙威篮球运动，活跃于沙威篮球协会10余年。他也是脚踏车运动爱好者，2002年与同好成立“26铁骑”，并成为脚车队的首任主席。此外，黄先生活跃于沙威黄氏宗亲会，于2019年至2021年担任青年团团长。早前，我们采访黄先生，记录其成长故事。黄纬斌在乡村咖啡馆接受采访，展示他左手被沙厘割伤留下的伤痕。童年故事 1971年，黄纬斌在新山中央医院出生。他家有5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燕萍和燕明，下有一弟一妹，纬强和燕思。大姐大他三年，二姐大他两年。他的父亲黄展南，出生于古来，母亲刘桂香，出生于士乃，他们的老家在沙威街上（*现在的新新茶室）。黄纬斌的父亲黄展南在1950年代加入劳工党，从1960到1970年代是沙威活跃的劳工党领袖，曾参与地方议会选举。1974年，黄展南因为政治参与被捕入狱，成为政治犯，直到1980年代才获得释放。黄纬斌说，那段时期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在他和家人的记忆中，父亲被捕时，很多警车围着他们的屋子，差不多每隔两、三步的距离就站着一个军警，有带枪的警察，也有防暴队，有一种重重包围，即使长翅膀也飞不出去的感觉。他说，父亲被捕的时间大概是晚上8、9点，当时年幼的自己不感觉到害怕，只是不明白警察为什么要把父亲捉走。他回忆说，父亲被捕后，母亲在生活上失去支柱，他们家是个大家庭，亲戚也很难给予照顾，所以母亲就带着孩子住进芭里。那是在士年纳的马华芭，地点是从士年纳新村再往里面走，那是当时政府开放让种植者去申请的土地。在芭里，他们种菜、胡椒、黄瓜、苦瓜等，他们兄弟姐妹从小就在菜园帮忙，差不多是有3年时间在菜园里居住。后来因为要上学，他们又从芭里搬出来，回到26里。与大姐、二姐、弟弟、小妹合照。（受访者提供照片）小学生涯从菜园搬回回来后，他说，有一段时间母亲刘桂香在橡胶园割胶，那胶园在现在的甘榜斯里巴耶，那些橡胶树，有的到今天还在。他们兄弟姐妹会帮忙母亲，早上7、8点去收胶，10点去挖胶杯，之后交去附近的顺丰树胶公司。那时他们都是当天秤，当天拿钱，印象中可以拿到10多块。他说，那个年代的小孩，什么家务都会帮忙，有一次，他在劈柴时突然有一只壁虎跳到手上，他挥动手要甩开壁虎，结果把手挥向旁边的沙厘片（*白锌片），手指被沙厘严重割伤。黄纬斌说，在四维小学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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