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亚平先生口述历史

温亚平先生居住在沙威新村（门牌H17），他从小跟随家人务农，一辈子在24碑到29碑的不同菜园种植。我们从2021年开始记录他的故事，断断续续记录了他过去的生活经历。

温亚平先生（摄于2021年）

温亚平，又名温平、温亚织，肖猴，1944年出生于24碑。他父亲名叫温木，母亲名叫李月英，都来自中国。温亚平说，自己是半潮州，小时候他和家人住在24碑，家里只讲潮州话，黑区时期（紧急状态时期）移民到26碑后，才开始讲客家话。

在温亚平家中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中有他的父母、大姐、大哥、弟弟和妹妹。他说，那照片是在世鸿影室拍的，照片中的他差不多12岁，已经长得很高。那一年洪仙大帝庙做诞的时候，他的母亲建议一家人去拍全家福，他们就拍了这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有他的大姐温香花，大哥温春旺，弟弟温合，还有妹妹。这妹妹是领养回来的，没有跟他们家姓温。

他说，领养这妹妹的那段时间，他的母亲在家里养猪，没有在外工作，所以就想要领养一个孩子。母亲抱了这出生才三朝的女孩回来养，这妹妹的亲生父母也是沙威人。后来，这妹妹嫁给一个文律人，现在住在峇株。

早期住在24碑，温亚平一家人种菜养猪。他说，移民进26碑是在1949年尾，接着1950年他们就在新村里过年。从一开始搬进新村，他们就住在现在的地点（新村门牌H54），最早期这屋子是丝茅（茅草）屋顶，后来换成亚答，再后来又换成沙厘。

至于屋墙，他说，以前的村民把大树砍下来，自己开成（切割成）一片一片厚厚的板，拿来做屋子的墙壁。这些木板会有䗆蜱（客话，gon bi，一种臭虫）吸血，所以他们要对着墙壁打药水。这些臭虫也会在枕头边，所以他们也会用烧水来烫床板，杀臭虫。到了1981年，他们重建屋子，才把这些有蛀虫的厚墙板烧掉。

温亚平说，他左右的邻居分别是姓黄和姓赖。姓赖的邻居本来是29碑人，后来才买下26碑的这间屋子，住在这间屋子也有20多30年了。至于与他家隔一条河的平民屋（Rumah Awam，廉价房屋）是1980年代建的，那片地原本是芭窑地，在还没建平民屋之前有人在那里种椰子，当时还是人工爬上树去采椰子。

温亚平先生在屋边的芭窑地种植苦麦菜。（摄于2021年）

菜园工作

黑区时期，温亚平一家人搬进26碑，不过还是每天回到24碑的菜园去种菜。他说，除了种菜，他的父母也在油仔园（油棕园）做杂工，帮人除草，一天的工钱有3块半。父亲背圆圆的泵，在油仔园打药水，“泵60磅风，打到完为止”。他们在油仔园从早上7、8点打药水打到中午11、12点，然后就回家。

温亚平在四维学校求学，他说，只读到四年级，过后就跟父亲、哥哥、弟弟一起在24碑种菜。那时妹妹还小，母亲在家照顾妹妹，等到妹妹比较大了，母亲也到菜园帮忙。

他记得，他们先是在24碑种菜，种了几年，存到钱，他的父亲就在29碑买二手芭。买芭的价钱500块，差不多有3咭（acre，英亩）地，但不到3咭。那片二手芭以前有人种黄梨，后来没有种了，土地又被其他人重新申请，他们是跟那个重新申请到的人买地。

他说，他19岁去29碑做菜园，一直做到整40岁，做了20多年。在那菜园里有个寮子，没有回家的时候，他就住在寮子里。那里没水也没电，只能用井水。他每隔3、4天回沙威一次，那时都是骑脚车，从26碑骑去菜园有8条多石，因为那菜园不是在29碑大路边，从29碑大路进去，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

温亚平说，如果遇上大日子，像过年，他就会当天来回，从家里骑脚车去菜园8条多石，浇水后骑回家又是8条多石。他们种菜必须每天浇水，即使是年初一也还是要去菜园浇水。

他说，在29碑那3咭不到的菜园，他们种过菜豆、乌龟豆、黄瓜、矮瓜、辣椒等，只是没有种水菜。最好种的是黄瓜，快的话24天到28天就有收成，慢的话30多天。而菜豆和乌龟豆要50多天才有收成。

“3咭的地，有半咭到一咭是种黄瓜，种了一万多棵。黄瓜好在没有什么虫，只是在它刚刚长出来、一寸左右长的时候会有黄虫，我们就放蜜蜂药来杀虫。如果是种乌龟豆，就有很多虫。”他说。

不过，相对的黄瓜的价钱也比较低。他说，好价的时候黄瓜1斤卖到2毛多3毛，不好价的时候才卖几分钱。乌龟豆好价的时候有4、5毛，不好价的时候也有1毛到毛半。他种辣椒的运气总是不好，有收成的时候都遇上不好价，而且辣椒树会有一种白色的蜞，吃辣椒树的叶子，也不好种。

他记得，以前种黄瓜和菜豆这些攀藤的菜，他们要买5、6尺长的豆签（细枝）搭架。一条豆签3分钱，他们每次买都要买万多条豆签，大概300、400块钱。豆签都是从印尼带进来马来西亚的，有罗厘载进来菜园，卖给菜农。

“我们插豆签是插三角（底部三个点，顶部交叉，互相支撑），买回来的豆签可以用来种3、4帮豆（一帮等同于一轮、一次收成），过后豆签会‘殁’ （客话，mud，腐朽）掉。在还没有买印尼的豆签之前，我们就要买木搭架。”他说。

讲到浇水和放肥，温亚平说，他们用那种5牙（gallon）的火水桶做成“洒桶”，就是一个火水桶，接喉，再接一个洒头（花晒头），水就从洒头出来。肥料方面，以前他们用梅花牌德国肥，也用菜车载来的鸡粪肥。

“以前是三月和七月比较多雨，多雨不好，泥土太湿，不会吃肥。梅花牌德国肥我们是一大包一大包买，一包50公斤，那时候是30多块，现在要卖到130多块。瓜藤差不多长到两尺多，我们就要放肥，放半咭地就放完一包。”他说。

至于鸡粪肥，他说，载菜的菜车把鸡粪载来后先记账，到结账时才“割回拿菜的钱“。他的菜都是交给新村里的菜商陈强，陈强的老家在新村里，跟顺丰树胶公司同一条路。

他记得，以前载菜的罗厘都是中午11点多来载菜，菜载走后，他们就吃饭，休息，过后才浇水。载菜的罗厘会把菜篮叠成三层，底层放了菜篮，在菜篮上面横放木棍，再叠第二层菜篮，第二层菜篮上也横放木棍，再叠第三层菜篮。

他说，种菜的人在菜商收菜时不知道菜价，菜商都是先收菜，然后把菜卖出去之后才给菜农打价钱，有时候菜农甚至是把菜卖出去一个礼拜后才拿到钱，“收菜的人是自己吃了、喝了，然后才给我们钱”。

新村生活

回想起在29碑种菜的生活，温亚平说，如果他是从新村去菜园，那就是早上6点多起身，吃饭，7点多出门去菜园，做到中午12点多吃饭，休息到下午2点又开工，一直做到4、5点，然后回家。没回家的话，就在菜园的寮子里过夜。

他说，那时在他家里都是父亲负责买菜，母亲负责煮。母亲做的酿豆腐是用猪肉和马鲛鱼做馅料，母亲也会做菜粄，但不常做，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会做粄。他们家常吃的罐头是午餐肉、香菇肉酱和沙丁鱼，用的油是劳工油和刀标油。妈妈用灶头煮饭，烧树胶柴，有一辆罗厘专门卖这种煮饭用的树胶柴，一片一片的柴，每片不到两尺，他们买了要自己把柴破成更小片。

“买一次树胶柴，差不多可以顶2、3个月。在29碑菜园没有回家的时候，我就要自己去砍柴，自己在寮子煮东西吃。” 他说。

他记得，他们家平时买东西的杂货店是永成（街上门牌A17），那里也卖猪肉。以前他们反而很少会买鸡和鸡蛋，因为自己的家里就有养鸡，买的肉类主要是猪肉。有时也有一些外地人上门来卖鱼，这些人是从新邦令金来的，有的是挑着装鱼的篮子走，有的是把篮子放在脚车上推着来卖，卖的多数是kembong鱼（甘望鱼）。

在他印象中，当时那些鱼很便宜，所以他们也常吃鱼，把鱼“炸脆脆”，早上 10点多11点多的时候吃，就当是喝早茶。

关于家人

谈到家人，温亚平说，大姐温香花比他大6、7岁，在他大约12岁时，父亲去沙威的地方议会替他们一家人申请公民权，那时姐姐的年纪比较大，需要问话，他和大哥因为年纪还小，所以不需要问话就申请到了。

就他所知，当时姐姐的问话也不难，姐姐跟邻居学了几句马来话，被问话时只是讲那两三句话，之后也顺利拿到公民权。如今他的大姐已经过世，而他的大哥温春旺早在10多岁的时候就中病过世了，他也不知道哥哥中的是什么病。

他说，他本身大约在17、18岁的时候也曾经中风，导致左手轻度残疾。中风本来是老人家才会有的病，一个哥打丁宜的中医师告诉他，他是“做工太劳” ，导致 “五劳七伤” ，所以年纪轻轻就中风。

他记得，那时候他帮爸爸到新港拿木材，那些6尺、6尺锯好的木材，他们兄弟搬了两罗里，做得很劳累。隔几天后，他在24碑（现在米粉厂那地方的附近）种菜时突然晕倒。起初半边身体不会动，休息了有整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才可以走路。当时就是那位哥打的中医师上门来给他治疗，只是他的左手就没办法治好。

温亚平一直是单身，他说，以前有人给他介绍过结婚对象，他看过两、三个人，不过女方都嫌弃他的手有缺陷，后来人家再说要帮他介绍对象，他都拒绝了。

温亚平先生和弟弟温合。（摄于2021年）

温亚平先生仅有的一张全家福照，右一是他。

温亚平的父亲和母亲都葬在沙令义山。他说，父亲温木去世时76岁，母亲李月英去世时62岁。母亲患癌症，送去新山中央医院开刀，开刀后就不省人事，然后过世了。丧事做了三天，第一天从医院拿回来，第二天和尚打斋，第三天就出殡。父亲则是年老在家里去世的，丧事也是三天。

到现在，他家里还是挂着父母亲的人头照。他说，两张照片都是父亲过世后才做的，街上的世鸿影室根据他们之前拍的全家福，帮他做出这两张照片。

“他们问我，要做黑白还是彩色？彩色就贵一点。我说要彩色。他们就帮我弄彩色像片，很奇怪，他们弄到像片里我的父亲穿黄色的衣服，那真的是我父亲平常穿的颜色；我的母亲穿水蓝、海蓝的衣服，那也真的是我母亲平常穿的颜色。我拿到像片时也觉得很奇怪。”他说。

温亚平说，其实父亲在中国有兄弟，不过过来马来亚的就只有父亲一个，父亲是跟堂兄弟来，在29碑有一个父亲的堂兄弟，在新山也有一个。在他小时候，和这些堂叔还有来往，后来到他们的孩子那一辈就不认识了。

他说，父亲来马来亚赚到钱后，回去中国娶老婆，然后把老婆也带来。以前母亲在世时还有给中国的亲人写信，曾经叫他帮忙写，可是母亲讲客家话，要他写华文，他写不出来。之后母亲就给一个专门帮人写信的师傅写，这师傅姓刘，住在现在的油站那边。写信的师傅很厉害，村民讲客家话，师傅直接就可以写出来。

温亚平也记得，他的父亲温木会功夫，会打八字拳，以前1950多年、1960年，在过年的时候，他父亲会在旧巴刹那个空地（现在马来档Jibril Corner的地点）打功夫给人看。他的父亲和几个会功夫的村民，先是上门去帮人舞狮，之后晚上7、8点开始打功夫，一直打到11、12点。可是父亲不教人功夫，因为父亲说教了人，对方厉害又不厉害，学又没有学好，会害人。

温亚平本身对功夫也没有兴趣，他说，以前看电影他也不喜欢看打打杀杀的戏，他喜欢看潮州片，那些教人做好事的戏。以前他会和一个朋友彭玉一起去26碑的露天戏院看戏，看晚上7点场，票价4毛、5毛。在他印象中，那时华语戏少人看，潮州戏反而多人看。

除了种菜和打功夫，他的父亲还会阉猪。他说，26碑的人都是找古来人赖宜过来阉猪，这赖宜跟他父亲的年纪差不多。他父亲只会阉小只的公猪，大一点的猪就只能找赖宜。

他说，父亲阉猪的时候他会帮忙，先是把麻包袋对折，再对折，然后拿麻包袋压住猪，不让猪乱动，接着他父亲就用刀子去割，把猪的两粒蛋（睾丸）拿出来，但不能伤到它里面的根。蛋拿出来后，伤口缝回去。缝好后，刮一点锅底的灰，掺一点火水，涂在伤口上。跟赖宜不同，他父亲帮人阉猪是没有收钱的，人家只是请他父亲和他去喝咖啡。

温亚平先生家中挂着他父母亲的像片。（摄于2021年）

温亚平先生父母亲在沙令义山的墓碑。（摄于2022年）

紧急状态时期

温亚平说，黑区时期他还小，只记得一点点。那时的栅门在油站（Shell油站）那边，下午4点半就关，如果村民回来迟了就要去叫警察开门。那些警察都是马来人，只有在搜新村的时候才会看到穿蓝黑衣的乌鬼兵（辜卡兵），红毛人就更少看到。

他说，当时人们不可以从新村带饭出去菜园，不过可以带香蕉和瓜子，所以村民会带金瓜瓜子出去，在做工的时候吃。

就他所知，共产党（马共）有的住在森林，有的其实是住在新村里面，他的父亲也要一个月给他们一次钱。当时新村的警察规定村民要轮流出来守夜，他的父亲不是自卫队成员，不过差不多一个月也会轮到一次。

他大概记得，守夜的时候，父亲傍晚6点就要去警察局签名或是盖手印，在警察局拿枪，然后就巡新村一圈。

他说，巡到学校那边，父亲就在学校睡觉。“我知道他有睡觉，因为他有带枕头和被过去”。那是一个木制的枕头，到现在他还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