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英女士口述历史

蔡玉英女士是沙威新村年长居民，居住在霸王村范围。她是心田一角种子铺经营者刘惠萍女士的四婶。早前，我们在惠萍的协助下，记录蔡女士的口述历史。

蔡玉英女士和侄女刘惠萍（右）

蔡玉英于1941年出生在沙令18哩，祖籍客家河婆，她爸爸的名字叫蔡璇，妈妈的名字叫张蕉。她家里有十个兄弟姐妹，排行第一的是大姐，接下来是五个哥哥，她排第七，后面还有三个弟弟。

她说，她出世二十多天，爸妈就把她给了沙威的人做童养媳，那时候因为爸妈养太多孩子，一年一个，养不起，便把孩子送给人。

整个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她的家公刘兴邦和家婆张彩住在24哩，家婆怀孕时跌倒，胎儿准月生出来后就夭折了。她的家婆涨奶，心想：能够捡一个孩子回来吃奶就好咯。古来有个阉猪的人叫赖宜（客话，lai ni），他在24哩阉猪，也在18哩阉猪。他知道了这件事，正好也知道蔡璇和张蕉要把孩子给人，就把消息告诉刘兴邦和张彩夫妻。接着，刘兴邦的弟媳（蔡玉英叫她三婶）打听到蔡璇的住址，就坐火车去18哩看这孩子。

蔡玉英说，三婶去到沙令看到还没满月的她，觉得这孩子很美，头发黑黑，就回去跟她家婆张彩讲，然后他们“看个双日子” （日期双数的日子）就把她抱回来养。她是第一个进入刘家的媳妇，从小她就叫家公刘兴邦阿爸，叫家婆张彩阿妈。她的老公刘东汉在家里排行老四，年纪比她大两岁，两人的年龄相隔比较近，所以阿爸和阿妈从一开始就安排好要把她给老四做老婆。不过，她是到了17岁那年才跟丈夫一起睡，在那之前，她都是跟丈夫的姐姐睡，丈夫则是跟阿爸睡。

她说，在她17岁那年的年三十晚，阿爸阿妈叫老四过来陪她一起睡，在那之后，他们就算结婚了，没有摆喜酒。那时候她也不会觉得害怕，因为在她懂事之后，阿爸阿妈就一直有跟她讲以后会嫁给老四这件事。她知道阿爸阿妈带她回来，就是要做媳妇，不是要做“妹”（客话，moi，意思是女儿）。

在老四刘东汉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她说，从这两个弟弟懂事会叫人开始，就叫她四嫂，那时她自己也还是小孩。除了她之外，她知道26哩还有另一个像她这样的童养媳，名叫“妹仔嫂”（客话，moi zai so）。妹仔嫂今年已经83岁了。

蔡玉英说，以前的人找童养媳，大多数是因为儿子缺脚缺手，或是头脑傻傻的，家里的人怕孩子娶不到老婆，才会找童养媳。她的妈妈张蕉做完月子后的第二天，有过来男方的家看看，看这家人的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很特别的是，她的老公很正常，身体、手脚、头脑都没有问题。她的母亲看到后就安心了。

她说，爸爸妈妈把她给家公家婆当童养媳，没有聘金，不过家婆有拿自己做的红酒给妈妈补身子。

蔡玉英少女时代在影社拍摄的个人照，右边的个人照拍摄于沙威的世鸿影社。（口述者提供照片）

新村栅门和马共暗语

蔡玉英幼年时跟着阿爸阿妈一家人住在24哩，后来在9岁那年，又跟着他们搬家到26哩的老园（位置在现在的甘榜斯里巴耶），隔年再度搬家，同样是在老园那一带。随后政府宣布紧急法令，在11岁那年，她再随阿爸阿妈搬进新村围篱内，住在水塘路那里（现在的沙威6路，门牌P300a）。

她说，那时候的新村屋子都只是随便做，四面墙都是用树桐做成墙板，每片树桐墙板大大片，粗粗的，板跟板之间的缝很大，手都可以从墙外伸进屋子，“那时我几怕有人的手从外面伸进来”。

早期的新村有围篱、有栅门、有守卫，沙威新村的三个栅门分别在街上、新村尾和边界路警察局旁边。她回忆说，在她家附近的栅门，位置是现在警察局宿舍旁的小路（大约是现在新村边界路和甘榜斯里巴耶8路的交界路口），居民从那个栅门进出是有时间限制的：早上六点到七点出去，（中午回家吃饭），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再出去。

她说，新村栅门傍晚六点关门，没有回来的居民如果在外面被看见，会被开枪打死。栅门的守卫多数是马来人，也有两个华人，这两个华人都是外面调来的，不是26哩人。

“他们拿枪守住栅门，如果要出去‘栅背’（客语，cag boi，意思是栅门外），整身都要被检查，他们怕你带东西出去。” 她说。

不过在她印象中，女性没有被搜身，守卫只是看你拿什么出去。她说，有一次家里做米埕，她偷偷拿去给阿爸吃，骑着脚车载小叔（老公最小的弟弟）去芭场找阿爸，在衣袋里放一块米埕，嘴巴假假咬着一块，过了栅门就把咬着那块也放进衣袋，拿去给阿爸吃。那时阿爸的芭场远，中午没有走回家吃饭。

她又补充说，在新村栅门旁边那片空地，后来成为刘氏公会放“棺鐕”（客话，guan zem，意思是棺罩）的地方。“棺鐕” 像一个屋顶，有很美的图案，出殡时架在载棺木的罗里上，围住棺木。每当有人过世，出殡的时候，家属就可以去跟刘氏公会借棺鐕来用。

早期新村的其中一个栅门就在图中的位置。右边的空地是以前刘氏公会放置棺罩的地方。

照片中，置放在罗里上的就是刘氏公会的棺罩（沙威的客家人说棺鐕/guan zem）。这是蔡玉英的家公刘兴邦出殡时拍摄的照片。（口述者提供照片）

再说马共，蔡玉英会说马共使用的双音话，她说，那是她从姑姑（老公的姐姐）那里学会的。姑姑不是马共，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会这种暗语。姑姑和朋友聚在一起时，大家觉得好玩，就经常讲这种暗语来玩。她学语言很厉害，那时她大概12、13岁，姑姑和朋友在讲的时候她在听，听久就学会了。

这种双音话只能用客话讲，不用华语讲，她示范，像“𠊎/ngai”（我）会说成“lai ngi”，“你/ngi” 会说成“li ngiu”，“看/kon” 会说成“lon kin”，“好/ho” 会说成“lo hi”，“食饭/siid pon” 会说成“liid sud lon pin”，“食水/siid sui”（喝水） 会说成“liid sud lui si”，“睡目/shoi mug”（睡觉） 会说成“loi si lug mig”，等等。

在紧急法令时期，她本身没有见过马共和英军的枪战，不过她听说过，在洪仙大帝庙那里有一个马共开枪打死政府的暗牌，只是她又听说这马共是打错了人，那个被打死的人其实不是暗牌。

求学、工作、结婚、生子

蔡玉英姐住在24哩时没上过学，搬到新村后，她大概在14岁才进入四维公学读书，她读的是下午班，上课时间是两点到五点。她只读了三年，接着17岁就结婚。结婚后，她跟着老公去新加坡，帮大伯（老公的大哥）做菜园。

21岁那年她生第一胎，她说，她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都是在新山中央医院出生，大儿子是在大年初四出生，年初三她还去隔壁邻居家玩荷兰牌21点，晚上就开始肚子痛，阿妈去找有车的邻居，载她去新山中央医院。去到医院，很快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蔡玉英说，人们说平时“手脚遽”（客话，shiu giog giag，手脚快）的人，生孩子也快，那些做事“蝓蝓濞濞”（客话，ie ie pi pi，慢吞吞）的人，生孩子也慢。她是那种做什么都很快的人，侄儿侄女们都说“四伯姆（客话，si bag me）是个快枪手”。

在她印象中，她在新山中央医院生四个孩子都不用给钱，医院那边问她“老公是做什么的”，她回答“帮人打工”，医院就没有收费。她只需要买十字棉花（十字牌子的卫生棉）和草纸。这些用品都是直接跟医院买，大概五块钱。卫生棉是她自已用，草纸一叠是给小孩用，用来擦大小便。小孩出生后，前面两天医院会给小孩喝奶，第三天她有奶了，就自己喂母乳。她在医院住大概三四天，小孩的肚脐带掉了，就可以回家。

蔡玉英婚后拍摄的照片。左图是在26哩的胡椒园采胡椒，右图拍摄于世鸿影社。（口述者提供照片）

回头说在新加坡菜园的工作，她说，以前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抽壮丁，她老公的几个兄弟都出去新加坡逃避兵役，只有三伯（老公的三哥）一个人回去中国。她大伯在新加坡蔡厝港13碑那里的菜园种菜，那菜园叫作 “南丰” ，在鸟山（Bird Park）那里再进去一点。

蔡玉英17岁结婚后就跟老公去新加坡的菜园帮忙大伯，她记得，大伯的菜园种过桂豆、黄瓜、菜豆、角瓜等等。他们采完了一帮菜就回来沙威，等到种下一帮菜，才又再过去新加坡。早期他们来回新加坡不需要证件，要几时过去、几时回来都可以。到了1980年代，过境开始变得不容易。她没有申请工作证，所以两个礼拜就要回来马来西亚一次，之后再出去。

早期她帮忙大伯种菜，后期帮忙小叔做烟草。她说，她的小叔种烟草的地点靠近蔡厝港的武林山坟场，他们每天的工作是割烟草、绑烟草和晒烟草。先是收割烟草叶，接着是绑烟草叶，他们会买十尺长的木棍，棍身是带点四方形的，他们把三四片烟草叠在一起，然后绑在棍上，每条长棍可以绑三十多叠烟草。然后他们就把长棍扛出去，放在架子上晒，烟草叶要晒到很干才可以。

蔡玉英记得，晒烟草叶很不容易，她一次过要扛十条绑着烟叶的长棍出去晒。晒干后，烟草还要绑成一捆，最后才拿去卖。每一捆烟草都是称斤来绑，按照一个标准，至于是多少斤绑成一捆，她就已经忘了。

到了1990年代，新加坡政府要收回他们的芭地，她才从新加坡回来马来西亚。她说，她在新加坡做种植业，前后算起来有三十五年。新加坡政府收回芭地后，有赔偿给他们新币十万块，当时他们就用这笔钱建了屋子。

经营擂茶生意

回来后，蔡玉英开始在古来21哩卖擂茶，跟Verbena蛋糕店和联邦西菓店同一排。她说，擂茶店的招牌叫“长安城”，那是小叔取的店名，因为26哩也有个别名叫长安村。在21哩卖擂茶卖了三年，店主要收回店铺，转租给Affin Bank，她就回到26哩卖擂茶，地点在边界路的七间矮店那里（73叻沙斜对面），招牌同样是叫长安城。在26哩同样也只卖了三年，店主就要收回店铺，之后她就不做了。

她说，以前没有搅拌机，她的擂茶酱都是用手擂，每天擂，家里小孩全都叫来帮忙擂，大人就负责切菜、炒菜，很忙，花生也没有时间自己炒，所以她请联邦西菓屋帮忙她烘花生，一公斤算一块钱，烘十公斤就给十块钱。

“现在你去吃擂茶还是用手擂的吗？不是了，所以不可以叫擂茶了，要讲“咸茶”（客语，ham ca）。”她笑说。

新加坡艺人黄佩如曾采访蔡玉英，记录她如何制作擂茶。（口述者提供照片）

蔡玉英的擂茶跟新加坡也有点因缘，她说，她还在卖擂茶的时候，有一天小叔跟她说，有新加坡媒体想要来拍她怎么做擂茶，之后新加坡艺人黄佩如就来拍摄她准备擂茶的方法。刚好她的儿子和黄佩如的弟弟又是朋友，彼此多了一层关系，之后黄佩如的哥哥想要开擂茶档，还曾经特地过来跟她学怎么煮擂茶。

早期在沙威有一家方华龙开的擂茶店，她说，方华龙会煮擂茶，也是她教的。方华龙是槟城人，带着一家人到26哩讨生活，他的擂茶店就在强威杂货店下去几间。

感谢惠萍为我们协调这一次的口述历史采访，也帮忙我们翻译客家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