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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现和刘建忠（摄于广义发） |
先輩南來
刘天现先生出生于 1928年，今年92岁。他祖籍广东潮州揭西，9岁南来。在他南来之前，父亲已先行南来。他在新加坡上岸，依稀记得南来的船程是7到10天左右。
起初，他的家人在24里种黄梨，之后改为经营杂货生意。他们的招牌“广义发”立于1948年，招牌上写着“一九四八戊子年立”。
二戰回憶
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刘天现先生10多岁，仍居住在24里。他说，24里的人散居各处，大家都尽量避开有日军走动的地方，所以他没有亲眼目睹过暴力事件。反而是在1948年紧急状态时期，他看过军警用大炮去炸森林里的马共。
回忆24里，他说那里有王源成芭，山上那座洋房以前是学校，山下有两排店，那里就是24里的大街。广义发杂货店 以前在那条大街上。1950年，他们因为紧急状态被重新安置，搬入26里。
遷入新村
一开始他们被安置在洪仙大帝庙那条街（注：现在的Jalan Kelapa Sawit 2），当时那里还没有建庙。他们的门牌是 S24，店屋是他们自己用木板和沙厘钉的。之后他们才被安置到现址（门牌 A10）。
广义发现在主要是卖酒，不过他们以前是经营杂货的。紧急状态时期，米、盐、糖都是属于统制品，人们买米要有米牌。他已经忘了每个人限制买多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限制。他 只记得当时用的度量衡是干冬（gantang），1干冬是6斤。
在紧急状态时期，他们的店没有受到马共的骚扰。刘天现说，马共也知道政府严格管控杂货店。
他又说，刚搬入新村时，周围还没有围上围篱，没多久后就围上了，好像是从29里那里先围，然后才轮到26里。他记得当时新村有两个出入口，一个在Shell油站那里，另一个在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位置。守在出入口的有特警，其中有白人，但数量不多，有马来、印度警察，有华人自卫团成员，也有辜卡兵。不过辜卡兵很少，因为他们多数是进去森林，很少负责守门。
村内老店
刘天现说，新茂昌、永祥、吴英记都是紧急状态时期从24里搬到26里的杂货店。永昌和黄三兴也是从24里搬过来的，他们卖洋货，就是布、衣服、鞋子之类。
他说，广义发左边第一间（注：现在的华安参茸药行）、第二间以前都是杂货店，第三间是萧元寿药材店，第四间是蔡砌经营的杂货店。蔡砌曾经当过新村委员会主席（注：1951年蔡砌是26里新村委员会主席）。吴英记的老板吴彩奖也当过村委会主席。
電流供應
刘天现说，印象中，26里在紧急状态时期就有电供，不过那时不是政府供应的电，而是私人电房的电供。那私人电房就在现今沙威警局的位置。那时候的电供很少，刘天现和其子刘建忠（58岁）说，只有60瓦或100瓦，60 瓦是给住家用，只能装两个灯泡，100 瓦是给店屋用，可以装长灯。
以前他们的杂货店还卖5瓦的灯泡，灯光很弱。他们说，没有钱的人家，是连几块钱也没办法拿出来，就只能用大光灯（火水灯）。以前的人早睡，8、9 点村民全睡了，晚上也不怎么用灯，傍晚大家就在门口聊天，可以说全村的人都认识，现在就不可能了。
刘天现说，他想大概是到了1970年代26里才开始有政府供应的电流。刘建忠说，刚开始有统一电供的时候，电供也很不稳定，他记得那时的新加坡电视节目在下午三点才开始，一到下午三点，有电视的人都开电视，电压不够，比别人迟开电视的人可能就开不了。
井水和自來水
至于水供，刘天现说大概在1960年代开始有自来水，那时也很简单，一般家庭就接两个水龙头，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天井。在那之前，人们的食用水都是用井水，每家每户都有一口水井。
他们记得，以前有人专门帮人挖井，多数人家里挖井都是请人来挖。挖井这工作须要至少两个人，一个人在下面挖泥土，另一个人就在地面把泥土拉上来。挖井的人会在往下挖时在洞的左右挖自己脚可以踩的地方，挖到地下水了，就踩着这些地方爬上来。
以前的井，只有井的上边有井圈，下面是没有井圈的，但井洞里的泥不会崩塌。他们记得26里有几个人专门帮人挖井，但已经不记得他们名字了。
消逝的行業
说到当时的行业，除了帮人挖井的人，还有专门帮人劈柴的人。刘天现说，当时家家户户都是烧柴煮饭，所以需要大量的柴。有时候有的地方翻种胶树，砍下老树，他们就会去跟人买木，然后请人劈成柴。他说，那个时代，男男女女都会用斧头，从小看人劈，不用人教也会，柴不多就自己劈，木很多的时候才请人劈。
刘天现说，还住在24里时，他们家有养猪和种菜，养猪和种菜是分不开的，很多种菜的东西在喂猪时都用得上。他们煮番薯叶、木薯喂猪，也用池塘里的薸喂猪。猪栏里大概养10多头猪，要养一年才能养大。搬入26里后，因为地方小，他们就没有养猪了。
他说，在26里还有养猪的，多数是本来就住在26里的人，而不是在紧急状态时才迁入新村的人。他们的地方比较大，还能养猪。
廟宇故事
关于26里的旧名长安村，刘天现说其实是后来才叫作长安村，那是在洪仙大帝庙已经搬进来新村之后（注：洪仙大帝庙建于1952年）。
他又说，24里的谢圣娘娘庙，其起源是一个河婆妇女把谢圣娘娘从中国带到24里供奉，开始只是一个神位，久了就开始有人去祭拜。
26里的关帝庙则是比较迟建起来的，刘天现说，有一年他当洪仙大帝庙的福首，跟一班人到新加坡去买神像，在那一年的洪仙公神诞时让人来标，其中就有这尊关帝像。后来几个人标到了这尊关帝像，之后他们就建庙供奉。
26里的庙宇公共事务，刘天现一直有参与，他说洪仙大帝庙每年会跌圣杯，选一群人当福首。在这一群福首中再推选出总理、秘书、财政、买办、理事等。福首通常是不连做两任，今年做了明年就不用做。每年的十一月庙宇做诞时跌圣杯选福首，新一任的福首 隔年正月上任。以前的福首全是男性，现在也有女性当福首。
他说，洪仙大帝庙的信托理事会则是每三年换一次，那是要经过提名才可以进入的理事会，跟福首不同。原本信托理事会的成立目的是要管理26里的全部神庙，整合地方资源，但其他神庙不接受这样的安排，所以它就只是洪仙大帝庙的信托理事会（注：信托理事会1976年注册为社团）。
他又说，洪仙大帝庙做诞很热闹，每年都有三天的潮州戏。 为什么是潮州戏呢？据说洪仙大帝是潮州人的神明，一直以来流传下来的传统就是演潮州戏。
刘天现也参与刘氏公会。他说，刘氏公会和刘氏宗祠是同期建的（注：1967 年）。刘氏宗祠每年最重要的活动是冬祭，来自各地的刘氏后裔都会前来参与。
雜貨店生意
刘天现说，以前他们的杂货店收胡椒，也收可可，黑胡椒是连皮胡椒，白胡椒是去皮胡椒。
至于可可，他说要先让可可发酵，做法是把可可切开，挖出里面的种子，要带一点果肉，然后放入木箱中，让种子发酵，然后拿去晒。大约一个星期后，才可以把可可拿去卖。
他说，他们店里卖的药酒，以前陈李济酒曾经是新马家喻户晓的药酒。广义发店门外还保留着当年的广告牌。割胶人喜欢买，像陈李济酒， 割胶的人喝了可以祛风。但现在很少人喝了。以前杂货店里割胶的用品都很好卖，像胶杯（开始是瓷，后来是塑料杯）、鸭脷（注：客家话“ab li”，胶汁流入胶杯的那条管）、胶圈（注：绑着胶树支撑胶杯的圈，有弹簧）、磨刀石（左图）等。虽然东西很好卖，但其实利润很小。
刘建忠说：“曾经有供应商问我们，一天的营业额有多少，我就实话跟他讲。他算了算，对我说，扣除了我们自己的人工、时间，根本是亏本。”不过他们做生意都没有去计算时间成本，只要人有在，就一年到头都开着店。
他说，在他印象中，广义发在他小学时装修过一次，在装修之前已经是两层楼构造。刘建忠生于1961年，在他念小学时，26里新村里已经铺了柏油路。不过当时车比较少，印象中当时最早有车的其中一户人家姓吴。当时的居民做农业的居多，买车主要是为了载东西，也多数是买二手车。
26里的水果
讲到水果，他们说龙珠果这种水果，以前是没有的，是到了近20年才看到。以前26里的水果就是朳仔、沙梨朳、mangali树（注：文定果）、lim kim（红毛荔枝）、红毛榴莲。刘天现说，以前红毛榴莲不值钱，生得满树都是，多到吃不完，人们也不特别喜欢吃。
求學回憶
刘建忠在四维学校念小学，毕业后到宽柔中学继续升学（约莫是在1973、1974年）。当时从四维到宽中去升学的学生不算多。一个六年级班40人，平均每年有3、4个人会到宽中。当时有校车直接来到家门口，从26里载学生到宽中，车程要1个多小时。不过那时车不多，交通很顺畅。
他读到初中二，因为升不了班，就没有继续再读下去，开始在店里帮忙。最早家里卖杂货，后来转卖五金，之后再转卖家庭用品，最后转卖酒类。
沙威的烏節路
他说，1960、1970年代，那是26里生意最好做的时候，那时候的巴刹就在广义发前面的马路旁。“我们的店在中间，从店里走出去，左右全是人，看不到尽头。1970年代，在26里最旺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这里简直就像新加坡的乌节路’。我一直记得他的这句话，后来我问他‘现在呢？现在你觉得像什么？’他只是笑笑没回答。”
他说：“那时候我们做生意有两轮的人潮，早上我们5点多开档，就有一轮去割胶的人潮，傍晚6点多，做工的人回家，又有一轮人潮。以前的人比较穷，没有办法在家里屯积一星期要用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当天需要就当天买。”
節儉的長輩
刘建忠家里有七兄弟姐妹，他排行最小，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他说，祖父母辈，父母辈，都是很节俭的人。“现在的人，不会知道家里有几个鸡蛋吧？我记得我的祖母知道家里有几个蛋，她是算着来吃的。他们就靠省下来的钱，买下一些土地，当时的土地还不那么贵，几百块钱就能买到一依格的地。”
關於公共衛生的一些回憶
刘建忠记得在他小时候，26里有一个挑粪工，小孩叫他 “㧡屎老伯”（kai si，客家话挑屎）。“那时我们还小，不懂事，有时候一群小孩会一起在他背后喊‘㧡屎老伯、㧡屎老伯 ’。他应该不是本地人，可能是福建人或潮州人，生气起来就用我们听不懂的话骂我们，有时也拿粪桶作状好像要用屎泼我们。”
“他用扁担挑粪，挑两桶，前一桶，后一桶。家里后面厕所的粪桶是铁作的，椭圆形桶口，有两个耳朵。老伯用铁钩去钩粪桶的耳朵，把粪桶从厕所拉出来倒。他每天都来，多数是傍晚来，有时也在第二天很早来。”
“有一段时间，他住在洪仙大帝庙戏台后面。当时那边还没有建永久性的戏台。后来我们就有了卫生厕所。我也忘记了具体是在哪一年，应该是在70年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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