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歌：关于沙威女性的二三事

（这是一篇介绍《我们的歌》社区艺术计划的文章，2025年1月发表于《当今大马》。）

沙威故事离不开农业种植，美莉（左）在书中回忆小时候帮忙父亲种植沙葛，采沙葛花。

2023年出版《26哩故事：沙威新村居民口述历史》后，我们投入于另一项社区艺术计划。这项计划最初命名为《我们的脸》，原本的构想是采访沙威社区内不同背景、不同年龄层的女性，让她们谈谈自己，包括她们的脸、她们的身体，记录当下社区女性的自我认知。

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构想的实践难度太大。一方面是我们还没有与部分受访者建立起足够的互信，让受访者能够自在地谈自己；另一方面是，即使面对相当熟络，彼此已建立互信的受访者，我们发现多数社区女性仍不习惯谈身体。

因此我们调整计划的方向，退后一步，与她们谈谈生活，包括她们的兴趣爱好、她们的工作、她们的学习等。计划的名称改为《我们的歌》。

从2023年至2024年，我们采访了50位沙威社区内的女性，她们的年龄介于13岁至90岁。每一位女性都分享两三则关于她们的小故事，比如小名、家人、爱情、工作经验、迁移轨迹、喜欢的食物等。其中一个我们对50位受访者都提出的问题是：她们过去或现在喜欢的歌。

2024年12月，我们把计划成果出版成书，书名是《我们的歌：关于沙威女性的二三事》。对于受访者的故事、她们喜欢听或喜欢唱的歌，我们不做审美价值高低的评价，只是尽可能忠实记录，以反映社区的真实面貌。

这既是想让更多人看见社区内背景多元的女性，她们的成长经历，同时也希望让女性们彼此之间互相看见——年长者和年轻人互相看见，本地女性与外籍配偶互相看见，来自不同国家的外配们也互相看见。

我们认为，这种“互相看见”是重要的，如马来谚语“tak kenal maka tak cinta”（不认识故不喜欢）所言，相互欣赏的前提是先认识。社区内的代沟、大众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不谅解，往往源自于对对方的所知有限，因此没有办法产生同理心。

除了谈自己喜欢的歌，秀娇姐（右2）也分享以前在二十七哩种姜花，抓偷姜花贼的往事。

与不同对象建立联结

在这50位受访者中，30岁或以下的共有11位，介于31岁至60岁的有25位，61岁以上的有14位。受访者的出生年份从1930至2010年代，时间跨度大约80年。

61岁以上的受访者当中，在沙威新村建立之前出生的有6位，其他8位在新村建立之后出生。不管是出生于新村建立前或建立后，这一组别的社区女性有超过半数不是在沙威出生成长，而是从不同地点迁入，有的从较靠近的地方如士乃、古来、新邦令金，有的从更远的其他州属如森美兰、雪兰莪、槟城。迁入沙威的主要原因是婚姻。

31岁至60岁的受访者背景是最多元的，在这个组别中，我们收录了12位外配的故事，她们分别来自印尼、越南、中国和台湾。此外，也收录了一位原住民女性的故事。我们希望这样的内容设计能大致反映沙威社区目前的人口状况。

年长者是我们之前口述历史计划的聚焦对象，这一次的社区艺术计划，我们尝试涵盖中年、青年和青少年群体，尝试与更多不同的对象建立联结。30岁以下的受访者当中，全是土生土长的沙威人。不过在她们当中，同样有不同的背景。有的父母亲是从外地迁入沙威，有的是跨国婚姻的第二代。

其中一位受访的中学生与我们分享，在她班上的30名学生中，只有6名华裔学生，而6名华裔学生中，有3名是跨国婚姻第二代，他们的母亲都来自越南。诸如此类的社区人口讯息，也是我们想要通过这个计划记录下来的。

年轻一代的受访者有的曾在国外留学，有的曾在吉隆坡、新加坡学习或工作。为什么她们选择留在沙威？未来她们会不会继续留在沙威？这也是她们在分享中触及的内容。

你喜欢什么歌？

受访者谈她们喜欢的歌，这话题可以延伸带出多重讯息。其一是她们的休闲娱乐方式，有的受访者从喜欢听的歌谈起，谈到她们年轻时去过的电影院、喜欢过的歌星影星，谈到她们平常参与姓氏公会的卡拉OK活动，谈到她们看的综艺节目、她们打的游戏等。不管读者是否认同她们的休闲喜好、审美趣味，首先可从中了解社区成员的休闲娱乐模式。

其二，“谈喜欢的歌”可反映受访者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和她们某些阶段的经济状况。听黑胶唱片或听收音机？买卡带或是买CD？听演唱会吗？在哪里听演唱会？听谁的演唱会？这些细节不只关乎受访者的个人偏好，也透露同时代人彼此间的贫富差距，以及不同世代的人在物质条件和消费心态上的转变。

其三，从受访者喜欢的歌、喜欢的歌影星，可以窥见在不同的时代，沙威社区的文化输入来自什么地方。从林黛凌波到萧㛤珠凤飞飞刘文正；从张小英吴刚林竹君到李逸万沙浪；从梅艳芳张国荣到郭富城刘德华；从周杰伦孙燕姿梁静茹到薛之谦周森时代少年团，再到大颖STEADY GANG。

从受访者的歌单可以看到港台流行文化对社区的影响逐渐减弱，而相对地，中国流行文化的渗透正在大幅增强。新马本土歌手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只是在整体比例上远不及中港台歌手。虽然美国、韩国流行文化在国内十分强盛，不过沙威社区里美韩流行曲的支持者明显极少。

还有其四其五其六，可留待阅读这项社区艺术计划成果的读者一一发掘。

联花姐提到十多岁时父母亲在臭港那里种黄梨，帮忙家人用扁担挑黄梨。

如何选择采访对象？

这项计划中受访的女性大部分居住在沙威，不过也有少数几位居住在周边地区，每天前来沙威工作，我们视这些往返流动的成员为社区的一分子。《我们的歌》中所指的“我们”，不局限于国籍，也不硬性规定一定得居住在沙威多久，这“我们”是理想中的界限模糊而包容性大的社区共同体。

实际上，计划里受访的对象超过50位，一些女性缅甸移工也与我们分享了一些她们所喜爱的缅甸歌曲和她们的人生故事。只是考虑到计划最终的呈现方式透露的个人信息太多，可能会对移工造成不便，所以我们暂时不把她们的故事记录在《我们的歌》这本书里头。

在采访对象的选择上，我们相当随机，大部分受访者都是在社区内经常遇见的街坊。在此之前，我们对她们的认识有限，可能只知道她们是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某某的女儿或某某的伙计。借着这项计划，我们对彼此的认识多了一些，希望这种关系在未来能够进一步深化，在同一个社区生活的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助。

当然在这项计划中受访的只是小部分的社区女性，她们不代表其他社区女性。《我们的歌》所呈现出的也只是局部的社区面貌，不能概全。

我们邀请插画家王毓雯为受访者绘制“超不像颜绘”，除了是要制造趣味性，其实也想要带出另一层意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这些被再现的形象未必足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