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飞机的故事

（2025年6月发表于《8度空间新闻网》的文章，点此阅读原文。）

1953年出生的林瑞心是霹雳州班台人，籍贯是潮州。1992年（日本平成4年），已将近40岁的她到日本去跳飞机，在当地工作大约两年。相隔三十多年后，她回忆当时跳飞机的经历。

以下是林女士的口述历史：

在去日本之前，我在班台的嘉培幼稚园包学生的伙食。有时煮红豆水，有时炒米粉，有时泡Milo给他们吃面包，一个人头我收7块钱，每个月的薪水不到1千块。我煮给幼稚园学生吃，也免费煮给老师吃，其实我是不需要煮给老师吃的，不过我想到幼稚园老师的薪水没有多少钱，他们要出去买食物也麻烦，所以我就煮给他们吃。总之我煮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那时我已经有一些亲戚在日本跳飞机，像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都比我早过去。我的妹妹比我早一年去日本，她跟我说：你就当是过来玩，能够做到三个月就有赚到钱了。当时去日本跳飞机要给中介4千块，只要能够在日本做满三个月，就不会亏中介费和来回机票的钱。

我想到四个孩子还小，都在读独中，丈夫做鱼寮，家里也没有说有钱，在这边只是够吃够花。听人说去那边每个月可以做到4千块，就去试一下。那时在这里做工哪里找得到4千块？

我跟一个住在大山脚的阿姨一起去日本，这个阿姨读书比较多，会讲一点英语。中介安排我们在槟城机场上飞机，直飞日本，同行的还有其他人，不过我都不认识。我记得那时候有两个男生，穿普通衣服到机场，到了机场才在厕所里换上白色大衣、黑西裤、绑ribbon（蝴蝶领结），穿到好像“kia sai”（女婿）那样，结果被机场人员怀疑，最后他们没有成功入境日本。

到了日本，比我更早去跳飞机的弟弟叫朋友来机场接我和阿姨，我们先是在朋友的房间借宿一两天。差不多是两三天后，我就找到工了。有一个介绍人，介绍我去热海的富士屋酒店做工（注：热海位于日本静冈县）。这个介绍人是我弟弟认识的，我要给他马币600块的介绍费。中介的那4千块只是包带我们过来，不包介绍工作，这600块是另外给的费用。

跟我一起去日本的阿姨就被介绍去做餐馆，那种卖拉面的餐馆。那家餐馆离我做工的酒店不远，我要去找她，可以走路去。不过也不是说很靠近，走路可能要走半小时。她住的地方比较偏僻，路是弯来弯去的路，我觉得自己也很大胆，可以一个人走路去找她。休息日我们会见到面。

我的妹妹住的地方跟我也很靠近，不过有做工的时候我们不常见面，大概一个月会见到一两次。我住在街上，她住的地方在山上，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住的地方比较好，做工的地方也比较好。我的弟弟在日本做马路，工作比较辛苦。

我做工的富士屋酒店对面就是海边，那里有很多游客。富士屋酒店有两间，是两公婆开的。我做的这间有8层楼，比较旧一点，是老公开的；对面那一间有10多楼，新一点，是老婆开的。酒店的楼上是房间，楼下是餐厅，我是在酒店楼下的餐厅做工。

跟我一起做工的有两个马来西亚女生，她们也是跳飞机过去的，两个都已经结婚，20多岁，一个是吉隆坡人，一个是芙蓉人。她们比我年轻，在日本也比我久，日本话说得很好。那时候我去日本的银行开户口，也是她们帮忙。每次公司出薪水，我要去银行寄钱回来马来西亚，也是她们陪我去，帮忙我处理。

我去银行开户口用的是日文名字“秋子”（Akiko）。这是在酒店里工作的日本人帮我取的名字，因为做工的时候，他们要叫我们名字，所以在那里做工的马来西亚人都会有一个日本名字。

1992年，林女士使用日文名字“林秋子”在静冈银行开户口。这是她当时的银行存折。

工作相当轻松

其实我在日本的工作不会辛苦，讲起来是比马来西亚这里更轻松。早上起来9点去打卡，做到傍晚5、6点。厨房工头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像是洗菜、切菜、排碗碟这些。我们做厨房也不用洗鱼、切鱼，因为日本人不要给你切。他们切鱼切到很美、排到很美的，我们切到粗鲁的，哪里可以给我们切？

餐厅里的碗也不用我们洗，他们有洗碗机，负责把碗碟排进洗碗机的都是日本的老人。他们很老了、背很驼了还是要做工。不过用机器洗碗是很senang的，洗好碗碟就拿出来。

我的日本话很差，起初工头叫我排碗碟在一个托里面，我不会听，也不知道要怎样排、要排多少。他们用的东西很多，小小个的碗、碟子、汤匙、叉那些。我自己试着排，然后问他“ok？”他讲“ok”，那就可以了。我看，他是看我年纪比较大，有一点原谅我不太会的意思。

坦白讲，做工我是没有那两个年轻人那么厉害，她们两个都很会做，做工很快，学东西也很快，我比较慢。她们有学到怎样切很大只的虾，我就没有。她们也比较有力气。有时候，我们三个马来西亚人之间也会有一点不愉快，好像那里的日本人看到我年纪大，会问我“有衣服吗？”，然后拿旧衣服给我，或者买好吃的蛋糕，会请我吃，她们就会有点不高兴，觉得说她们做得比我久，为什么人家对我比较好。其实人家也只是看在我老，尊敬老人家。

在那里工作，我们一个礼拜休息一天，有时是休息礼拜天，不过不一定，要看看酒店有没有客人。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工钱。如果我们加班，帮忙洗温泉，就有另外加钱；帮忙打扫酒店房间，抹镜子、洗茶杯，也有另外加钱。算到来，每个月可以赚马币4千块，汇率是有高有低，不过拉长补短，每个月都差不多是4千块。

以上是林女士1992年（平成4年）11月和12月的薪水单，里头显示其时薪是700日元，依照当时的汇率大概是马币14令吉。12月她工作28天，总共258小时，平均每天工作9.2小时。

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如果是做马路、做农场的工就比较辛苦。有很多马来西亚人去日本做马路，他们在下雪的时候还要在外面做工，很辛苦。所以跳飞机轻松不轻松，也要看你是做什么工啦。

我做工那里是很好的，吃他的、住他的，他给我一个人住一间宿舍，虽然是很小的房，不过房里面有给我桌子、冰橱，桌子下面有暖气。有时候酒店餐厅有宴会，那些自由餐剩下的食物，工头也会让我们拿回去。那些食物是不给日本人拿回去的，不过我们就可以拿，他们用的都是很好的红豆、豆腐、牛奶，我们可以拿回去宿舍吃。

有一些厨房里的食物，我们问工头，他也会让我们拿回去吃，只是不可以贪心拿太多。我们会拿金瓜、番薯、午餐肉这些食物回去宿舍。他们那里的食物都很好吃，好像他们的红萝卜，长长的，不像我们这边的红萝卜小小个，他们会拿来磨成萝卜泥。

我们在厨房做工的时候有包吃，只有放工后的晚餐不包。不过起初我也不是很习惯那里的食物，好像烤鱼，他们会直接在gas炉上面烤，我一直觉得煤气很毒，所以我没有吃；像生鱼片，他们切到不美了，给我们吃，我也不敢吃；像绿茶，看到青青的我也不敢喝。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很好的食物。

生活非常节俭

我在那边是很节省的，做工那边有的吃，我就吃他们的。外面的面包，我算一算，在马来西亚只是卖3毛、5毛，他们那边要卖差不多马币2块多，我就不要吃咯，很贵，对吗？我每天嗅到外面餐馆卖的拉面的味道，觉得真的很香，但是想到一碗面要卖马币10多块，也不敢吃。你想到要用这边的钱10多块去吃一碗面，你就吃不下。就自己买一点东西，自己煮。

每个月我差不多可以赚到4千块，在那里跳飞机接近两年，我赚了差不多80千。那个时候80千真的很大，回来后，我就用这笔钱和丈夫在班台开了日兴咖啡店。在日本做工是很好，只是我想念家人，所以赚到了钱就回来。我心里想：如果钱赚到，但是孩子变坏，那就够力了，付出的全部都浪费了。假如我是单身，应该会在那边做更久，回来就可以变富婆了。

那时我的四个孩子都在读书，我的丈夫照顾他们，我很怕他们学坏，每个礼拜都打电话回家，叫他们不要乱乱跑。我买的是非法的电话卡，一张差不多马币10块，可以打整一个小时，听说是在日本的伊朗人在卖的，我是跟跳飞机过去的马来西亚人买。我们有时用酒店里的公共电话，有时用外面的。其实酒店里的电话是不可以用那么久的，不过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外劳，打电话回家乡，所以就“只眼开，只眼闭”咯。

跳飞机的时候，林女士通过热海市的静冈银行汇款回来马来西亚。1990年代的汇率大约是1令吉兑50日元。

假日和放工后的活动

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班台人在日本跳飞机，有时会有同乡来我的宿舍找我。照理他们是不可以进来我的宿舍，他们是偷偷上来的。没有做工的时候，我也会去找在日本跳飞机的其他亲戚。我有很多亲戚在日本跳飞机，有些在距离热海一个车站的小田原，有些在千叶，有些在东京。

他们叫我休息时坐电车去找他们，起初我不会，他们就教我，看到有大大的牌写着地名，人家下车，我就下车，日本好在地名是中文字。坐过头了，也不用怕，因为电车到终点站后会转回头。

我试过坐电车去找我叔叔，没有记错他做工的地方是在千叶，帮人管理仓库，进货出货的地方。他的工作很senang，只是工钱没有那么多。除了叔叔，我的两个婶婶、嫂嫂、弟弟的老婆也在日本跳飞机。

休息的时候，我们酒店厨房的工头有时也会带我们去走走，我们去过箱根、富士山。我也跟一个朋友和她的丈夫去过东京迪士尼乐园一次。那个朋友原本是幼稚园的老师，后来去跳飞机。在日本跳飞机回来后，她又回到幼稚园教书，当上了幼稚园院长。

其实我在那边做工很少出去玩，我的妹妹说我：人家旅行给那么多钱特地来日本，你来到了这边，都不用出机票钱了，还不去玩？好彩我那时还是有跟人去过一些地方见识一下，算是有玩到啦。

在我们做工的酒店里有温泉，我们做工的人也可以泡温泉。不过日本工人不会跟我们马来西亚人一起泡。在那个温泉出口的地方有夹娃娃机，有时从温泉那里出来，我和两个一起做工的朋友也会去夹娃娃。我没有常常夹啦，只是看到娃娃机里有准准可以钓得到的才去钓。

林女士（中）与两位马来西亚同事在酒店的温泉合照。两位同事分别来自芙蓉和吉隆坡。

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带了一些娃娃回来，有狗熊、狗狗、白兔，都是很美的，有些是我自己夹的，有些是一起做工的两个朋友送我的。我拿回来摆在橱里面，舍不得给人。收藏了很多年，一直到前阵子才丢掉。

酒店餐厅放工后，我有时也会在宿舍的楼下坐坐。我的宿舍在二楼，一楼有酒店顾客按摩的地方。那些按摩师都是日本人，他们从傍晚7点开始做工，做到晚上整10点。按摩师看我在楼下坐着，会一直跟我讲日本话，问我，结婚了吗？有几个孩子？

他们问很多，我只会回答一两句。我很记得他们问我说“sabishii ne？”，意思是“你很寂寞？”，不过我日本话很差，不会讲，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在日本差不多两年，要回来的时候就先去唐人街的大使馆自首。那时候，签证过期不是什么大事情，回来之前去自首就可以了。我在日本也没有遇过警察要查证件这样的事。

回来后，我和丈夫开了自己的咖啡店。一起在日本做工那个芙蓉的朋友，后来还有跟我保持联络。她回来马来西亚后，也有写信给我。每年农历新年，她会寄贺年卡给我。只是后来都没有再流行寄贺年卡了，我们就慢慢断了联系。

以上是林女士的口述历史。

假日，林女士（右）到静冈县的旅游景点热海城观光。

除了跳飞机的回忆以外，她也分享一些已经保留多年的资料，比如，她在日本的薪水单、银行存折、银行汇款收据、生活照，等等。这些资料可佐证她的口述内容，也可让我们了解当时跳飞机工人更多的生活细节，如他们的时薪、工作天数、食宿安排、休闲活动等。

目前，这一类关于近代的劳动和移动工人的史料仍未被国家和民间所重视，在主流的经济发展论述中，一般也不会提及“跳飞机社群”对社会的贡献。

笔者认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录下来，让更多的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世代知道，许多人的阶级向上流动并不是得益于国家体制的照顾，而是他们付出更多的成本，做出更多的牺牲，去为本身或下一代人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