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飞机的故事

 （2025年5月发表于《8度空间新闻网》的文章，点此阅读原文。）

沙威居民刘桂玲出生于1962年，她曾经在1980年代末到台湾跳飞机。两个月前，笔者听她讲述其跳飞机的经历，并且在得到她的同意下，把她的经历记录下来。

以下是她的口述历史：

我记得我是在1987年11月头过去台湾。那时候，26哩有很多人去台湾跳飞机。有一个26哩人叫“陈水”（Chin Shui）伯，他的侄女和侄女婿在台湾开厂，专门制造电脑外壳，所以陈水伯召了很多这里的人过去做厂工。

第一批被他召过去的大约有10多人，都比较年长，是陈水伯的自己人。我弟弟是第二批过去的人，在弟弟过去时，我就跟母亲说，如果他们有找第三批人，我就过去。那时主要是觉得好玩，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想到去台湾有工作又可以玩，就很想去。

那时我25岁，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很吸引。后来，他们果然召第三批人过去，我跟大姨借了300块做护照，就跟着老板娘过去了。我的哥哥也一起去。老板娘，也就是陈水伯的侄女，亲自负责带我们，机票费用由她那边负责。

去台湾之前，我一直是帮忙家里的种植工作。我父亲种杨桃，我跟大姨、妈妈都是包杨桃的主力。杨桃树种得好的时候，满树结满果，一棵树可以包一整天，不熟练的工人一整天还包不完。

杨桃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做收果、分果的工作。收果时，包杨桃的报纸、铁线都要收起来，重新使用；分果时，我们按杨桃的大小去分A果B果和C果，然后排在箩里面。

也刚好是那一年，父亲的杨桃种得特别不好，杨桃树只是开花，不结果，有的果树又中病。杨桃园的工作不顺利，所以我才能够离家去台湾。

初到台湾

我们一同去台湾的这批人大约有20多人，大部分是26哩人，也有几个拉央人和33哩人。在桃园机场下机后，有工厂的van车把我们直接载到工厂。在工厂里，大家排队，工厂的干部轮流问我们问题，了解我们之前在马来西亚从事什么工作。

我记得第一次进入工厂的时候大概是傍晚三四点，天色已经有点暗，工厂里头也很暗，我心里有点担心。干部问问题后，就给我们分配宿舍。第二天，厂方先带我们在桃园一日游。到了第三天，我们才正式进入开工。

我工作的工厂在桃园龟山顶湖路，这家工厂生产电脑外壳，也生产洗手盆的漏水塞。工厂的一楼有冲床，二楼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模具组，三楼是组立课，四楼是仓库。工人分成ABC三线，A线是用冲床把铁片按照模型压成电脑外壳的形状；我是在B线组立课（组装部门），负责锁螺丝；C线则是负责热机，开电脑测试机器。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有压力，拿着装螺丝的气棒筒（螺丝安装机），一个螺丝都没锁好，我速度慢，流水线跑，我的身体也跟着流水线跑。那时一个来自26哩的同乡看到我这样的速度，用客话说我：攞毋到屎来食（lo m do shi loi siid，客家俗语，形容一个人动作慢很难找到吃）。熟练的工人手上都抓一把螺丝，我手上每次只拿一粒螺丝，一粒一粒地拿，所以速度特别慢。

那时我心里觉得很恐慌，连在睡梦中都会哭。同宿舍的朋友叫醒我，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我怕做不及。

我们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我7点就去上班。早上10点会有5分钟休息时间，这也吓死我，这么短的休息时间，我要去上厕所都来不及，所以要跑快快去上厕所。其实工作到中途要上厕所也是可以的，只是比较麻烦，要叫班长来顶替，所以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怕。 我们那条线还有一项工作是锁电脑的介面卡，每个顾客公司的介面卡数量不同，有的公司的电脑要装5个，有的要装8个，我们也要记起来，我自己觉得如果一直问班长，心里会很不好意思。

另外，我们安装的介面卡分光面和粗面，全部混在一起，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才选介面卡，速度会赶不上。所以，我和几个朋友就提早去工厂，朋友们先帮我把不同的介面卡分开来，让我的速度能快一些。

厂工的作息

虽然开始时是很有压力，不过工作半年后也就习惯了。之后，工作要说辛苦也不是很辛苦。老板对我们很好，怕马来西亚工人在台湾不习惯，所以每个月都会带我们出游，像阿里山这些名胜，那时我们就去过了。我们那间工厂里的工人有台湾人，也有马来西亚人，台湾人比马来西亚人多，不过在组立课里却是马来西亚人多过台湾人。

马来西亚工人的薪水是每个月台币7,000块，大约等于马币700块，有加班的话每个月可以赚台币12,000到15,000块。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有台币18,000块。刚到台湾时，老板就先给我们5,000块零用钱，之后再从薪水扣回去。印象中，我们每个月有其中一个星期是休息两天，其余的周末就是星期六休息，星期天加班。加班有时候是去做另一条线的工作。

我们早上8点开工，10点休息5分钟，中午12点休息吃饭，到12点40分。然后3点也是休息5分钟，没加班的话就是下午5点下班。工厂包我们的早午晚三餐，加班会有宵夜。通常厂方在星期一就会问工人：这个星期你要加班几天？普通加班只是做到晚上8点或10点，赶工的时候我们也试过做通宵班，做到隔天早上7点。不过，通宵班不多。

我们外国人在台湾没有银行户口，工人的薪水存在公司户口。遇到有人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托人带一点回去。

公司为我们租的宿舍也在龟山顶湖路，那是一间有三层楼的排楼。一楼没有房，只是把空间围起来，里面住了5个工人；二楼有两间房，住了7个工人；三楼只有一间房，住了2个人。我住在二楼，跟其他4人同房。从宿舍走路去工厂，只要10分钟。有时候下雨天下班走路回家，四周都是黑漆漆的。遇上台风寒流，工厂会让我们无薪公休，在宿舍里休息。

在宿舍隔壁有家杂货店，泡面、塑料水桶之类的什么都卖，专做我们这些工人的生意。本来那家店没有做煮炒，后来也做煮炒了，我想这家店赚了我们这群工人不少钱。

签证过期

在台湾工作一年后，我的签证就过期了，算是逾期逗留。不过老板跟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只要不闹事，就不会有问题。我们平常外出确实都不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时候龟山那里很多工厂都有马来西亚工人，有一些马来西亚人在外面打架闹事，就会有警察上门来调查。我记得我们的工厂也曾经有警察来，有两次我们几十个工人躲去工厂的仓库。

我想，我们的老板就是靠马来西亚工人发迹的，我去台湾不到半年，就看他换车，从Nissan换成Volvo。不过他对工人是真的很好，跟工人打成一片，假期的时候，公司带我们去台南、台中出游，老板也一起去。老板娘的个性就比较严肃，有时老板有什么做不对，她还会要老板向工人道歉。

我在台湾是过得很开心的，我的工作表现好，每个月拿勤工奖好像是有1000块台币左右（约100块马币）。休假的时候，我们男男女女一起去台北，去西餐厅，看过费玉清在pub唱歌。

在工厂做满一年后，公司给我们飞机票回马度假，如果选择不回马也可以拿假去玩。虽然我们是逾期逗留，但出入境都没有什么问题，公司会帮我们处理好。我想，那时候出入境也没有后来那么严格。

假期的时候，我没有回来马来西亚，而是去了澎湖。那时我在工厂认识一个朋友，他是越南难民，早期从越南逃难到台湾时被安置在澎湖，所以很熟悉那里。我们去澎湖玩，他就当我们的导游。

仓促回马

1990年，我本来就打算要回来马来西亚，那时也已经买好了新航的机票，但是没有想到发生突发状况，结果我比原定的日期更早回来。

那一年，我哥哥在台湾车祸意外去世，我在他出事的两天后就匆匆离开了台湾。哥哥属鼠，大我两岁，他是跟我一起去台湾的，弟弟比我们两个更早去。起初我们三个人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哥哥和弟弟做了一年多，先后跳槽到别的地方。哥哥工作的那间厂也在龟山。

我记得那时候接近农历新年，哥哥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回来马来西亚。他原本打算拿了工厂的年终奖金才回来，大概会有两三千块吧。他的未婚妻是吉隆坡人，也在台湾跳飞机，因为护照快到期了，她就比哥哥先回马。那时她已经有了身孕，本来准备等哥哥回马才去拍结婚照。我就跟哥哥建议说，可以先在台湾拍一张，拍便宜的也没关系。

车祸是发生在龟山路，那是一条下桃园的弯路。哥哥在早上上班的时候驾着小van车，应该是要闪避别的车，撞到一架拖拉机，当场就不省人事，被送进医院。跟哥哥一起工作的26哩同乡过来顶湖路的工厂找我，我和弟弟马上赶去桃园的长庚医院。

当时医院爆满，哥哥的病床还在走廊上。我们看到他的头部有个洞，在吊着水，但是水袋的水都空了，没有医护人员处理。那时他被推去照X光，还是我和弟弟帮忙推进去的。我想，可能哥哥进到医院时就已经脑死。当天，他就在医院过世了。

那时候我们很忙乱，要处理哥哥的事，又要处理自己回国的事。哥哥的公司帮忙处理法事、火化；马来西亚的工友带着我和弟弟去警察局自首，跟警察说我们逾期逗留，几时要回马。当时，台湾的警察也没有为难。

我们有个五叔是新加坡人，飞去台湾比较方便，当时他就从新加坡飞过去帮忙。一切都很匆忙，我回去宿舍拿了些东西，哭了一整天，跟工厂的班长说发生了什么事，在哥哥出事的两天后，就跟五叔、弟弟一起搭华航回马。离开的时候也来不及跟其他人道别，只有工厂同一条线的工友和干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薪水也还没有拿完，之后才托其他的同乡把钱和其他东西带回来，包括公司送给我的一个5分钱纪念金盾。

我原本买的新航机票取消了，新航还退了一些钱给我。我记得那时在华航的飞机上，空服人员不让我把骨灰瓮捧在手上，我只好放在地上，两脚之间，把哥哥的骨灰从台湾带回家。

回来后，我跟妈妈说，你就当哥哥还在台湾工作，不要去想。但我们这些常常跟哥哥在一起的人，真的很难过很难过。

后来我去台湾，回去过事发地点几次，那里已经跟以前不同了。我有一些以前工作的朋友，来自吉隆坡的、怡保的，嫁到台湾，定居在中坜、南崁。我去过台湾几次，与他们见面。26哩也有一些人嫁到台湾，我认识的朋友中就有四个。我的表姐也是先去跳飞机，之后嫁到那里。

护照被没收

有些跳飞机的人从台湾回来时护照就被没收了，不过我从台湾回马入境时，护照没有被没收，也没有“被chop死”（被禁止出境）。后来我送一个来马的台湾朋友出新加坡，从新加坡入境马来西亚时，护照反而被没收了。

为了申请新护照，我去吉隆坡找过马华公共投诉局的张天赐帮忙。他真的有帮上忙，后来我就拿了新护照。当时，很多曾经去台湾跳飞机的朋友都去日本跳飞机，我本来也想去，只是家人在古来开了长安城小食馆，卖擂茶。我要帮忙家人，所以就没有再去跳飞机。

以上是刘桂玲的口述故事。

如何理解跳飞机

关于马来西亚人到国外跳飞机的叙事，经常会提及1980年代国内的锡矿业崩盘，大量的矿工失业，因此选择到国外谋生。不过实际上，也有许多到国外跳飞机的马来西亚人，家庭背景与矿业无关，他们来自农业、渔业、熟食业或其他行业，如这个口述故事里的主人公。

改善经济一直是推动国人跳飞机的一个主要诱因，不过除了赚钱的考量以外，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想到更繁华、更进步的地方去见识，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这个口述中反映的情况。

1980年代，有多少马来西亚人曾到台湾跳飞机？他们对当时的台湾工业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他们为马来西亚带入的外汇如何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在台的那些年，经历过什么快乐的、悲伤的事？如今的他们又是如何回顾以前跳飞机的时光？

我们需要有更丰富的文献资料，才能够重新认识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这些跳飞机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