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菊兰口述历史

*苏菊兰女士与已故的丈夫黄国伟先生是沙威菜农，种植蔬菜数十年。日前我们采访苏女士，听她分享以前种菜的故事，还有她的人生经历。

苏菊兰女士

苏菊兰生肖属鸡，1957年生于令金，今年66岁，祖籍福建南安。其父亲名苏传枝，母亲名梁珠，本名梁周，因为“周”方言发音与“珠”接近，加上母亲生肖属猪，渐渐被叫成梁珠。

苏菊兰的小名是“阿mui”，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她排行最大。她说，她在1980年嫁来26里，至今已有43年。在那之前，她在令金生活，小学就读令金振强学校，读完小学就不想继续，跟着家人一起割胶。

她记得，开始时她父亲是在estate割人家的树胶芭，后来才自己买地，割自己的胶树。那是人家已经种成的树胶芭，买过来就直接可以割胶。爸爸买的芭场在拉央火车路边，碰巧隔壁是黄国伟一家人的芭场，因此她在22岁那年认识了来自沙威的黄国伟，两人谈恋爱，然后在第二年结婚。

她说，先生黄国伟是客家人，家公名黄寿山，家婆名蔡林娇。先生的小名叫“伟仔”，家里有七男三女，先生排第三。虽然两人籍贯不同，不过父母没反对他们交往，反而是私下会有人跟她的妈妈说“你的女儿嫁来26里会做死”、“做你不死啊，嫁去26里”，因为那时26里做菜园的工作已经是出了名辛苦。不过她的妈妈说“她喜欢到，都没有办法”。

相比起令金的割胶生活，她说，做菜园的工作确实是很吃力，她在婚后几乎都没有过年，没有过大日子，五个小孩也是全部给人带大，因为自己一直在忙菜园的工作。

苏菊兰女士与黄国伟先生的结婚照。

婚后的生活

苏菊兰在23岁那年和黄国伟结婚，她说，结婚那天，先生从沙威去令金接新娘，至于摆酒，男方是在沙威请酒，女方就在令金请酒。那时流行找人来家里煮，在沙威这边，黄国伟找了相熟的朋友黄国生来承办酒席。那时黄国生只是承办酒席，接单上门帮人家煮，后来才开了生记酒家（家福海鲜饭店前身）。

她记得，摆酒的地方，就在她霸王村住家（甘榜斯里巴耶6路，门牌2123-2）旁边的空地，当时那里还是一片空地，黄国生就在那里煮，摆桌请客也是在那个地方。

问到她和先生两人的沟通用语，她说，在家里她都是掺掺讲福建话和华语，她和黄国伟从一开始就是讲华语，不过她也说会客话，因为她小时候住过estate，那里有客人、有广府人，客话容易学，所以她从小就学会讲客话，而现在家里都是用华语比较多。

苏菊兰说，先生的老家原本是在新村尾靠近油泵（Shell油站斜对面）那向，不过她结婚后就住进霸王村的新家，一直住到现在。霸王村这间屋子是先生赚到有钱，自己买屋地，然后找做建筑的大哥帮忙起的，那时候用了13千，开始时只有一个屋壳，后来里面才越建越好。

她说，早期霸王村这里是非法屋地，全部没有牙兰（geran），屋地一片片卖，大家买屋地，自己起屋子，后来居民有找民政党的人出头申请，一些屋地才申请到牙兰，包括她家在内。

她又说，在她和先生搬进来时，霸王村已经叫作霸王村，1980年那里已经没有树胶芭。他们不是最早搬进来的人，有的人比他们更早，不过那时候的屋子还不多，都是远远一间屋子，很多屋地还是空地。后来大家有钱就搭屋子，才变成现在这样满满的一整排。

苏菊兰说，她现在的屋子是两个lot（单位）打通，隔壁原本是姑姑（先生姐姐）的家，后来姑姑不住这里了，他们就买下姑姑那间屋子，也买下旁边那片空地，做成放车的地方。

苏菊兰女士还保留着1980年结婚时穿的礼服。

苏菊兰说，结婚礼服是丈夫的妹妹黄桂芳（嘉嘉）制作的，布的质料很好。

做菜园的生活

苏菊兰说，做菜园的人没有大日子这回事，嫁过来沙威后，她和先生就是每天头低低工作，只有年初一休息一天，年初二也要做半天，然后才回外家，其余一整年每天都要去菜园种菜、淋水。因为不怎么在家过年，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办年货。她的家婆会炊年糕，收菜的菜商会送柑来，肥料商会送酒来，所以没有什么需要买。如果要买衣服，她也只是到街上的巴刹或是夜市去买。

她说，当时她和先生根本不会说去看电影或者跑shopping，她嫁过来时，沙威还有金都戏院，但是她和先生从不曾进去戏院看过电影。“要赚钱就是头低低去做”，对他们种菜的人来说，最好是一帮菜接着一帮菜出，一直有收成。他们很拼，也很省。

她记得，那时候他们也不会去街上吃早餐、喝茶，家里热也不会装冷气。家里安装电话要付20多块押底钱，她的先生想到他们每天都在菜园，家里根本都没有人，不舍得，结果他们家一直没有安装电话。“有一个朋友黄星，他就笑我们，什么时代了？还不要装电话，人家要找你们都找不到。”

她说，是后来流行大哥大，大概400块就能买到一架，也正好那个阶段比较“松身”（宽裕）了，先生才买了一个大哥大，“买了之后发现也很好一下，可以打去问（蔬菜）价钱”。

苏菊兰回忆以前做菜园的生活，她说，每天早上5点就起身煮，煮好在家里吃一餐，然后装饭格带去菜园，做到中午又吃一餐，接着做到傍晚6点多、7点收工，晚上回到家再煮一餐，还要做家务。如果隔天是大日子，也是之前一晚弄好食物，隔天早早起来煮、起来拜，拜好就去菜园，已经习惯了。买菜是先生负责，买了就放在雪橱（冰箱）。在他们搬进霸王村时，那里还没有强威迷你市场，所以先生都是在街上的巴刹买菜。

说到回娘家，她说，婚后她很少回去令金，因为都在忙着菜园的工作，不过她和先生在大日子都会回去送礼。婚后先生已经有车，所以都是开车回去，像中秋节，他们就回去送月饼，傍晚放工后回去令金，送完礼又回来沙威。买月饼就在谢全记杂货店买，买那种一筒一筒的月饼。

种辣椒、沙葛赚钱买地

苏菊兰说，先生家人原本在拉央和士年纳都有芭地，后来拉央的芭分给了小叔，士年纳的5亩老胡椒地就分给了先生。士年纳种的胡椒曾经很好价，不过后来胡椒税（指出口税）越起越高，价格就跌得很厉害，人们的胡椒园翻种，改成树胶园，她和先生就种辣椒、沙葛、茄子和黄瓜等。

她说，再后来，他们在士年纳、新邦令金的马华芭都有买到园地，新邦的地原本是油子芭（油棕园），都是老油子树，很多“灵芝病”（指基腐病，basal stem rot），所以就推掉了油子，现在那边的芭地是给人家种香蕉，而士年纳的芭地是大儿子崇兴在种果树。

谈到最早期种植辣椒，她说，最初尝试种辣椒是因为辣椒比较容易种，不需要淋太多水，收成时可以慢点采，不像一些菜要立即采收。一棵辣椒树从种下去到收成要好几个月时间，不过辣椒树能顶个一整年，种得成功的话，能采好几帮，每帮可以采很多辣椒。

她记得，他们曾经有一帮辣椒种得特别好，很多人都过来看，很多人都称赞。那时很多人种辣椒都种到会皱叶，有的是还没结果就皱叶了，而他们种的又美又耐采。他们种的那一亩辣椒，因为收成好，加上当时辣椒最高价卖到一斤9块、9块半，让他们卖到几十千，用那笔钱买下一份地，那时买一份地也才30千。

在那之后，她说，他们也曾经碰上沙葛价钱高的时期，她和先生拿（租用）一个妇女差不多一亩大的地种沙葛，那妇女也替他们打工，每天下午帮他们挖沙葛。当时一个下午可以挖到七箩，每箩重达百多斤，沙葛的价钱每斤7、8毛钱，在那个时期，他们又买下了几段地，那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

苏菊兰说，种菜是很讲运气的，你很难判断什么时期种什么菜好价钱，比如你预算“马来年要到了，应该长豆比较好卖”，但是人家也是这么想，结果还是徒劳。所以他们不太敢去预测市场，辣椒种下去，希望它顺顺有收成就是了。

她接着说，不过大家也还是会打听人家的菜园在种什么，“多辣椒吗？多黄瓜吗？”，如果听到市场上的黄瓜苗卖到要断帮了，那就不敢种了。虽然曾经遇过辣椒、沙葛收成好的时候，她不认为他们有什么种植窍门或者独到眼光。

早期种植的时候，她说，主要是她和先生两个人自己做，他们士年纳的菜园靠近estate（树胶园），也请一些estate的马来人和印度人来帮忙，算小时工，每小时大概是1块、1块2毛。一些割树胶的妇女下午就坐摩哆来做草、剪花，做草的意思就是用手拔掉辣椒树底下的杂草，他们有打药水（农药），但不能打太多。

她印象中，应该是到了1990年代，他们才开始请印尼工人来做园，印尼工人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管八个工人，她通常都是放比较厉害的工人去采矮瓜，比较不厉害的就跟着一起去采黄瓜。那时有一个印尼工人很会选矮瓜，哪一些是A瓜（头等瓜）、哪一些是B瓜（次等瓜）、哪一些要打出来（劣等瓜），那个工人就带着其他工人一起做。三个工人，每天采32箩就够了。

苏菊兰说，印尼工人养不久，很容易请，但他们也很容易走，没有工人，他们就打电话找“tekong”（舵公，指外劳中介、介绍人）。“你今天去（菜园），印尼人不见了，死咯，怎么办？快点打电话给tekong，（问他）还有人吗？（对方答）有，有，有。（这样）又有人了。”

她说，“tekong要钱罢了”，“看你种（菜）多，他会‘夹’（gap）到你很好的（与你配合得很好），要人他会载给你，然后他偷（工人）应该也是偷你的人，应该啦，我不懂啦。”Tekong介绍一个印尼工人的费用是500块，以前一个印尼工人一天薪水是7、8块，现在一天65块都没有什么人要做，做菜园的工没有人要做，果园是不那么急着采收的工，像包香蕉、打药水，还比较能请到人。

她接着说，他们现在给印尼工人的待遇好，工人离开时就会找朋友来顶替。她请的多数是Lombok人（印尼龙目岛人），“Jawa人（印尼爪哇岛人）比较会做，但他要找回有Jawa人（的菜园），两种人不‘啱’（ngaam）的（合不来）”，她也请过皮肤比较黑的Flores人（印尼弗洛勒斯岛人），价钱没有那么高，但请来的人也没有龙目岛人勤奋，所以她请的多数还是龙目岛人。

说起从种菜到种果树的因由，苏菊兰说，2008年先生在一场交通意外中过世，菜园突然少了一个主力，大儿子崇兴决定回来帮忙打理，他们种菜、种羊角豆做得很吃力，后来儿子听取吉隆坡朋友的建议，就试着种香蕉，也种椰子、nangka（菠萝蜜）、cempedak（尖不辣）和百香果，也都算种得不错。

交菜给菜行

苏菊兰说，他们菜园的菜主要是交给蔡安，早期也曾卖给老一辈的菜商，像陈强和黄三喜。“蔡安”是菜商父亲的名字，现在已经是孩子在接手，以前蔡安收菜的地点就在联邦公路旁（现在兴建了新店，其中两间是金农业贸易公司和K&W专业汽车罗里冷气音响店），那是蔡安的屋地。

她说，以前的菜行是每个月结一次账，不过行情是每个人不一样，菜农要去看，写在簿子里。比如行情是1块2，菜商可能只打1块给你，而且是收菜整个礼拜后才打价钱给你。有的时候，菜农不满菜商打的价钱太低，就叫菜商调高一点。有的菜商要做长远生意，“有来有去，就调多两毛给你”，有的菜商跟你讲他收的菜多，“没有办法卖那么多”，那么菜农可能下一帮收成就找别的菜商。有的菜农和菜商也会因为价钱打到太低而吵架。

谈到买肥料和农药，苏菊兰说，他们以前都是跟古来“东源号”的蔡学文买货比较多，但也会掺掺跟不同的肥料店买货。通常就是哪一间肥料店配到的药水（农药）适合农作物，就会跟对方拿货，比如你跟对方说，那个茄子有蜞，看对方介绍哪一种药水，“他介绍的便宜又好用，就一直用他的咯。”

她说，早期拿肥料和药水都有账期，遇到他们要买地、担心现金周转不及的时候，东源号都很愿意调整账期，所以他们的交情一直很好，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在她三儿子崇贤要开厂创业的时候，对方也给了他们宝贵的建议。

早期的药房、理发店

苏菊兰和黄国伟有五个孩子，四男一女，崇兴、诗云、崇俊、崇贤和崇辉。她说，以前怀孕的时候，她还是每天去菜园，差不多接近要生的时候，她提前准备好去医院要用到的东西，全部放进一个篮子里，在菜园一觉得肚子不太对就可以马上回家拿篮子，然后直接进医院。“如果医院讲留你，就留你咯，（如果医生讲还）没有生，就倒回去，再去菜园啦。”

她说，怀孕时她做产检是在沙威的Missy楼，生前面四个孩子都是在新山中央医院，只有最小的儿子是在新山的陈氏医院。在中央医院没有给卫生棉，她是自己准备好带去的。除了卫生棉，她也准备两大张的粗纸，粗纸大概是麻将纸的大小，主要是生产时垫在臀部，避免产后出血沾到医院的tilam。她是在街上永昌洋货店买卫生棉和粗纸。

她也记得，以前在永昌买的卫生棉是十字牌，外面是青色包装，是用绳子绑着卫生棉的两头，然后再绑在腰间的。她自己只是拿普通绳子来绑，一些已经没有再穿的旧裤子，抽出它们的裤带来绑。她来月经时就跟平常天一样，照旧去做菜园，没有任何禁忌，不过做菜园她都会绑两层卫生棉，再带一片去换，这样就可以顶到回家，因为在菜园是一整天，时间很长，放两片比较安全。

苏菊兰生五胎都是请坐月婆来帮忙，她说，大儿子是给张锦云的老婆做，排第二的女儿给小玲做，后面三个孩子就给秀云做。那个时候坐月婆收费不贵，大概是一个月250块，包煮、包帮baby冲凉、包洗baby衣服，还有晒衣、收衣等。

她接着说，坐月子的整个月里，她每天都吃一样的菜，她也告诉坐月婆不必煮其他的。早餐就吃猪腰煮梅肉配一大碗饭，用一对猪腰和一整条梅肉去煮；午餐和晚餐就吃黄酒煮鸡配一大碗饭，用一整只鸡去煮。黄酒是她家婆做的，家婆做32支酒，自己统统吃到完。

苏菊兰说，坐月子期间，她有给孩子吃人奶，但是她奶水不够，而且她不厉害喂，孩子吃不饱，一直哭，所以后来她都转成给孩子吃奶粉，吃Lactogen（奶粉品牌）。35天出月后她就出去做菜园，帮忙采桂豆什么的，孩子就交给人家带。

她说，她的大儿子是给家婆带，其他四个从小给保姆带，排第二的女儿是给帮她坐月的小玲带，人家叫小玲“二姑”，后面三个儿子就给张恩的老婆带，大家叫张恩的老婆“bag me”（客话，伯姆）。那时保姆费很便宜，一个月150块，没有带过夜，但是拜六礼拜也要带。即使孩子生病，他们带孩子去看医生拿药后，也还是载去给保姆，之后再去菜园。

她记得，孩子小时候打针是在沙威的Missy楼，那时候的小孩不像现在打那么多针，Missy写好几月几月打针，他们就早早载孩子去打，之后也是载去给保姆，自己又继续去做菜园。

在孩子满月的时候，她说，他们也没有时间做什么，有亲戚或朋友包红包来的，他们就给对方回礼，自己“sab”（客话，煠，水煮的意思）的红鸡蛋，还有在联邦西菓店买的普通小圆形蛋糕（类似杯子蛋糕），还有找街上做糕点的人订一些红龟粄。

苏菊兰也提到早期沙威的药房，她说，以前街上有一间蔡氏药房，地点在现在二路角头炒粄条那间店（沙威二路门牌55号），后来蔡氏搬去了古来。在蔡氏药房隔几间，青天理发店再过去一点，还有一间“奇打药房”（Klinik Githa），那是一位印度女医生的药房，生病看医生，她多数会去蔡氏药房。

她又说，在青天之前，沙威还有一间良友理发店，她家的小孩全部都是在良友理发店剪头发的。良友在大街走向巴刹方向的左手边，现在养燕的那间店（前身是乐天记茶餐室，门牌H146）。良友最开始是两夫妻的老公在剪，后来老婆学到，也跟着老公一起剪。老婆名叫秀兰，是黄氏公会妇女组主席。本来青天的老板是跟良友一起做的，后来分出来，自己开店。

在她印象中，良友只是剪男生头、剪小孩子头。她说，良友应该是在她的小儿子读三、四年级时关的，良友没做了之后，她家的小孩才去青天剪头发。

至于她本身，苏菊兰说，早期她会去良友对面，一间剪女装头的理发店，后期才换去红毛妹那边剪。红毛妹是住家式理发店，最早开在大路边，靠近爱玲菜粄那一排，后来搬进去新村里面。开始时是红毛妹的姑姑在剪，那时红毛妹还没有学会，红毛妹是之后才接手的。早期剪头发不贵，一次5块，算很高级了。她剪头发都只是修短，没有剪pattern的，也没有电头发。

左边的建筑如今是养燕的燕屋，以前曾经是良友理发店（图片来源：截图自谷歌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