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泗汶先生口述历史

*搜集口述历史，去年10月，采访心田一角经营者刘惠萍的表哥韩泗汶先生。

韩泗汶（受访者提供照片）

韩泗汶祖籍客家河婆揭西河皮塘寨，生于1945年，属狗，今年77岁。他的出生地在振林山，据他所知，在他出生时，父母在“老园”已经有住家，老园就是现在的马来kampung（甘榜斯里巴耶）那里。当时那里没有kampung，那一带是一片大森林。

他说，因为父母在振林山帮人家割树胶，所以住在振林山。韩泗汶是在出生两年后，才和父母搬回老园，也是在那一年，爸爸才带他去做报生，因此他报生纸上的出生年份是1947年。

韩泗汶父亲名韩旭明（1922-1964），母亲名练亚蕉（1924-2021），他说，父亲3岁时跟着祖父母从中国南来，他们是通过卖猪仔的方式进来的，最先落脚吉隆坡，在锡矿厂工作。他听祖母讲过，当时他们需要被锡矿公司绑半年，首半年没有工钱，所有的钱都得还给锡矿公司，至于吃、住则由锡矿公司包完。半年结束后，他们就可以每个月领工资，慢慢有了积蓄。

韩泗汶说，祖父母和父亲后来离开锡矿公司，搬家到过很多地方，有霹雳的丹绒马林、芙蓉的小甘密（Sikamat）、居銮的丰盛港路3英里半、江加埔莱，最后才到26里。他们在每个地方都是务农，养猪种菜。住在江加埔莱那段时期，他们到振林山割树胶。

从老园搬到新村

他说，1947年搬回来老园的时候，那里还没有多少住家，他们一家在那里种胡椒。没多久后，他们又搬家到距离不到半公里的另一间屋子，那屋子是建在彭永材的园地。

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把老园的居民赶出来，搬入新村。他说，这一次他们搬到警察局对面的屋子（门牌H77），政府给地，也给他们建大水井。大水井直径有6尺，十多家人共用一个水井。政府也给村民建厕所，5、6家共用一间厕所。

他说，此外政府还建灭火亭，隔不远就有一个灭火亭，那只是一个简单的寮子，里面有泵（消防水泵）、一卷带（消防水带）和一个水桶，摆在那边，发生火灾的时候就能泵水上来。

他记得，那时候政府不久、不久还会派人到家里喷“臭水”，说是喷蚊子、蚊虫和蚂蚁，来喷臭水的都不是华人，他们来的时候也没有提前通知，到了就直接进屋喷，喷到满处是水，很臭。

新村屋子的结构

韩泗汶说，第一次在老园搬家，他没什么印象，第二次搬（搬进新村，门牌H77），他大约是4、5岁，长辈提着大包小包走路过去，他也跟着长辈走过去。那个时候政府把人赶到新村里，会给他们一块地，几十片沙厘，让他们用来盖房子。

他说，木材政府没有给，人们得自己去森林砍树，找大大条的木。去森林拿木材都是免费的，只是需要人工去砍、去锯。当时他爸爸、亲戚和邻居都是你帮我，我帮你，一起去砍树、锯木，建屋子也是这样。

他补充说，最开始砍下来的木都是很大条的，之后要搬出来慢慢剖，剖成大大片的木板。这些木板有1呎到1呎半，很粗糙，用来做墙壁。如果是门，就会用比较平滑的木板。

他记得，以前的屋子都很简陋，家里的地面没有水泥，屋子内是黄泥地，屋顶也没有天花板，上面直接就是沙厘。有的人，家门口只是随便拿铁片来盖着。有的人，直接把桌脚钉死在家里一个位置，不能移动，因为不能移动的桌子，在制造时可以粗糙一些，也经济一些。

除了沙厘，他说，当时也有人的屋顶是用亚答或茅草做的。相比起来，用亚答的又比用茅草的高级一些，因为亚答要花钱去买，经济条件过得去的人才会去买，而茅草是去割就有了。一些人在搬入新村时没有拿到政府给的沙厘，他也不知道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比较慢搬进新村建屋子。

在新村居住到1981年，韩泗汶再次搬家，搬到霸王村强威杂货店的那一排，先买空地，然后自己建屋子。他说，当时强威杂货店对面有一间橡胶烟房，就是现在已经废置的13间店的那一排。这间橡胶烟房是韩习的家族所经营的。

1989年，韩泗汶再度搬家，搬到现在霸王村的屋子。他说，以前霸王村这片私人地是一整大片的树胶芭，1970多年、1980年左右，树胶芭才被推掉。他们刚搬过来时，那里四周都是空空的，前后没有屋子。

50年代种胡椒

谈到求学经历，韩泗汶说，他是在1954年，9岁才进入小学，那时四维公学的一、二年级有甲、乙和丙三班，他是读二丙。他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二年级那年的运动会，班主任小何老师给他们班想了一个口号“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有二丙考第一”。

韩泗汶在家里排第二，上有1个哥哥，下有3个弟弟，他说，兄弟中只有哥哥、他和大弟是在马来亚出生。1953年，他的父母带着哥哥和大弟回中国，只留下他和祖母、叔叔、姑姑在这里，最小的两个弟弟都是在父母回中国后才出生。

他说，他的父母回去中国后就长居在那里，直到过世。他是由祖母范秀枝（1894-1992）一手带大的。就他所知道，父母亲回去中国是时代的问题，当时马来亚处于紧急法令时期。

他记得，哥哥在回中国之前，也曾在四维公学读过书，只是他那时还没入学。他入学后，每天上学放学都是自己走路来回。一直读到六年级毕业，他就停学，帮家里务农。当时家里务农都是家庭成员在做，祖母、姑姑和叔叔都在做，但人手还是不够，所以他就停学帮忙。

韩泗汶说，他的父母在26里新村，最早期是在老园种胡椒，大约是从1950、1951年开始，老园的地是跟政府申请拿到的。后来搬进新村后，他们还是去老园种胡椒。胡椒种2年半到3年有收成，收成后，他们自己浸胡椒、晒胡椒，之后卖给杂货店。他们都是定定卖给收胡椒的曾永祥商号，因为家里平时的伙食杂货都是跟曾永祥赊账，卖了胡椒就可以还赊账。

关于晒胡椒，韩泗汶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自己住家门前晒，下雨的时候就匆匆忙忙要把胡椒铲起来；有的人是把胡椒铺在缝接起来的麻包布上晒，下雨的时候方便收。

他说，以前装米的麻包袋都是一袋100公斤，他们把麻包袋拆开，四个麻包袋摊平后再沿着边缝接起来，就是一整大片的麻包袋布。大小大约有8呎，用来晒胡椒，收的时候只要两个人拉起四个边角就可以了。

70年代种杨桃

韩泗汶说，大约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他们就没有再种胡椒，改种橡胶，后来又改种水果。那时他常会去看人家的园，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做，就会试着去种。他试过种木瓜、杨桃、青柑等。

他说，大约是在1971年，他开始种杨桃，起因是有一次去新加坡参观人家的杨桃园，正好人家有苗，所以他就跟人家买苗，拿回来种。他家是26里最早种杨桃的，据他所知，当时整个古来区没有其他人种杨桃，26里只有两户人家种，另一户是和他家有亲戚关系的刘天申。他们种的杨桃品种叫作“Jurong种/裕廊种”，杨桃从栽种到收成要两年多时间。

他解释说，这品种的杨桃树种了2年半左右会出花，有果，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包。他们跟报贩买那些没卖出、过期的新报纸，把一大张报纸切成8片，可以做8个包杨桃的纸袋。切好的8小片报纸，对折，跟着用浆糊糊起对折接口的地方和底部，只留上面的开口。

他说，到了去包的时候，大家都会背一个背袋（肩上斜背）。这种背袋是用不要了的药水桶做成的，割掉药水桶上半部分，再用绳子绑起来，就做成了。背袋里放两个罐子，一个装报纸糊成的纸袋，一个装铁线，方便包的人拿纸袋套住果实，再拿铁线在纸袋的开口处一前一后地穿过，以束纸袋的口。

等到杨桃熟了，可以采果了，他说，他们才把纸袋拆掉，拆下来的纸袋如果没有烂，他们会把纸袋压平，也会把铁线拉直拉平，然后纸袋和铁线都可以重复使用。

韩泗汶记得，那时候的工作很多，根本不够人手，他们请工人来包果、采果，也请人来糊纸袋。工人最多的时候有17、18个，都是一些住在26里的童工和妇女在做。

他说，在种杨桃之前，他种过木瓜，果实是不用包的，工作少了不只一半。但杨桃不可以不包，杨桃一被虫叮到形状就不美，没有卖相。现在的人，没有再糊纸袋，全部用plastic袋包果，简单经济，省了很多工。

当时，他们家采下来的杨桃都卖给新加坡的水果商。他说，26里这边的菜行没有收水果，果农种的水果很少会在本地卖，因为水果的销量很差，每家每户都有种水果，不怎么会在外面买水果。像红毛榴梿，现在价钱很高，但以前是很贱价的，掉满地都没人捡。

他说，他的杨桃卖给新加坡的收购商罗怡成，对方会开罗里来收水果，罗里上的箩放得密密的，载出新加坡。以前水果的重量都是按斤计算。

自制、购买肥料

韩泗汶说，他每天都会去果园，没有休息的。通常早上8点左右去园，去园的时候就带饭进去，午餐也在园里吃，做到傍晚5、6点才回家。没有包果、采果的时候，就在园里施肥、打药水、割草等等。

他说，他们主要是用鸡粪肥。早期出去新加坡卖菜的菜车，回来时从农场收鸡粪回来，他们就跟菜车买鸡粪肥。到了1980年代，这些菜车就没有再收鸡粪回来了，他们跟本地肥料店买肥，也跟本地农场买鸡粪。

韩泗汶说，庆丰、吴英记是他早期买肥料的肥料店，至于倍煌、云农业是比较后期的店，他都有跟他们拿肥料。以前在沙威还有一间青天肥料店，主要是代理“梅花唛头”（品牌）的德国肥，他们没有直接卖肥料给顾客，而是大帮进口，然后批发给其他肥料店。

与妻子相识

韩泗汶在1975年结婚，那年他30岁，妻子温和英是江加蒲莱人，祖籍客家惠来。温和英说，她二年级就开始交笔友了，因为那时有一本月刊叫《我的月刊》，里面有交友栏，让读者征笔友，她是在交友栏找到笔友的。《我的月刊》每份是4毛。

她说，二年级那年，她同时交了4位和自己同姓的笔友，这4位住在26里的笔友是四姐妹。她自己专找姓温的笔友，是因为觉得同姓比较亲切。

之后，这四姐妹的其中一位要结婚。她说，这笔友比她大几岁，找她去做“阿姨”（伴娘），她在这样的机缘下来到26里，正好男方那边找了韩泗汶做“傧相”（伴郎），他俩就这样认识，后来结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