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添先生口述历史

（*黃文添先生是沙威洪仙大帝庙福首理事会总理，他从小住在沙威二路，老家与洪仙大帝庙同排。早前我们采访黄文添先生，记录他的口述历史。）

黄文添生于1959年，今年63岁，他生肖属猪，祖籍河婆揭西连城寨。他的父亲名黄琴棋，母亲名陈大妹。据他所知，母亲是土生土长马来亚人，父亲则是在18岁跟婆婆和叔叔从中国南来，他们南来时公公已经在中国往生，是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往生的。

他听家里人说，父亲黄琴棋早期住在24里，后来在紧急法令时期迁入26里。在他出生之前，家人曾住在26里的边界路，后来那间屋子卖给了一家姓张的人，他们搬家到2路门牌S6。搬到S6时，他的婆婆还健在。

他说，1959年他在新山中央医院出生后就住在2路门牌S6老家，一直到10多年前搬家，目前他的弟弟仍住在老家。他有11个兄弟姐妹，他排第3，前面两个是姐姐。 他记得，以前沙威2路曾经叫作“Jalan Tokong”（庙宇路），因为这条路有洪仙大帝庙。他听人说，最早期2路是沙威大街，后来2路的店铺才搬到另一边（现在大街的位置），那是在他出生之前的事。

老街回忆

黄文添的住家和洪仙大帝庙在同一排，他说，他从小就去洪仙宫，那时洪仙宫还是木板建筑，以前洪仙宫做诞是很轰动的，嫁出去外地的女儿都会回来参与。早期做诞，戏台就只是做大戏，后来才有新式歌台。

洪仙大帝庙做诞演的大戏一直都是潮州戏，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传统一向是这样，洪仙宫就是演潮州戏。早期庙里没有庙祝，洪仙大帝庙信托理事会也还没成立（成立于1984年），只是由福首管理。

他说，福首制度一直都有，每逢洪仙宫做诞的时候福首们就丢圣杯选出新一届福首，他们根据募捐收据簿上的名字去丢圣杯，要连续三次圣杯，名字才算被选上。募捐收据簿子里的名字很多，不过丢圣杯半天也就能完成这选福首的工作。

他解释说，被选为新一届福首的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做诞三天后，原任福首送东西过来，包括一对花、一张纸（新任福首名单），被选上的人才知道自己成为福首。

至于福首中的总理、财政等职位，他说，就由老班底去挑选。他本身大约是从17、18年前开始成为福首，后来成为福首理事会总理。

庚子年（2020年）福首名单和辛丑年（2021年）福首名单

黄文添说，早期洪仙大帝庙没有现在那么富丽堂皇，庙宇还是木板建筑的时期，整个建筑油白漆。1967年庙宇重建，从木板建筑变成洋灰。那时候洪仙宫左右两边的沙威图书馆和信托理事会会所都还没有建起来，两个建筑都只是普通住家。

他说，现在新的洪仙大帝金身也是从2008年才开始有的，原来的、重建前的那尊洪仙公金身，以前是有人从新港的洪仙宫捧过来的，或者讲不好听就是偷过来的。现在供奉在新的金身前面。

他记得，在他小时候，洪仙宫做诞还会有人在庙前表演武术，包括表演对打。据他所知，这样的表演在洪仙宫还是一间茅草寮的时候就有了。

他说，他知道沙威3路的韩习有开馆授徒教功夫，他的叔叔黄琴湧也曾学功夫，包括拳、刀、棍等。学武的人都是晚上去学，他在很小的时候、上小学之前，有去看过人家学拳、练拳。

洪仙大帝庙旧貌（翻拍自《柔佛古来加拉巴沙威洪仙大帝庙宇重建纪念特刊》）

（翻拍自《柔佛古来加拉巴沙威洪仙大帝庙宇重建纪念特刊》）

在饼店打工

黄文添说，与他老家同排的威利西饼店（S10）以前是一家住家神坛，供奉齐天大圣，有一个独居的老婆婆，会下童问事，大家都叫这老婆婆“姑婆”。那神坛初一、十五的香火很旺，后来老婆婆过世了，那间家就转手给威利西饼店，神坛供奉的齐天大圣则请进了洪仙大帝庙。

他说，威利西饼店的旧址是在现在的云农业（S48），以前的饼店老板是张国清，曾担任四维华小董事长。张国清原是霹靂州仕林河那一带，冷水河新村的人，1960年代搬下来沙威，从以前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饼，绿豆饼、白月饼、豆沙饼，做生日用的寿桃，什么都做，在全盛时期，威利西饼店也做一般的中秋月饼。

据他知道，中秋节用的绿豆饼就只有他们的饼店做，每逢中秋节要大事生产就请人，他在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曾在那里做钟点工，主要是帮忙搬东西。

他记得饼店里的一些妇女，专门负责印饼，他把材料搬过去，倒在桌面，妇女们就用铁圈去把饼的形状套出来。她们的工作要用暗力，也不是那么容易。

他说，现在接手威利西饼店的老板是张国清的儿子张振芳，张振芳跟他同年，小名是“ong nga”（客家话婴儿），他们从小就认识。黄文添的小名则是“nam fong”（客家话南方），又简称“阿fong”。

威利饼店每年中秋节都会制作绿豆饼，这是饼店员工在晒绿豆的情景，摄于2021年。

中秋节期间，可以在沙威杂货店买到威利饼店制作的白月饼和绿豆饼，摄于2021年。

二路的街坊

黄文添说，以前沙威的基督教会也跟洪仙宫同一排（S20），在他小时候，那里有两个妇女负责打理，每逢星期天都有礼拜活动。教会里有乒乓桌，他童年时会和朋友到那里打乒乓，打理教会的妇女会叮咛他们：可以打球，不过不要在那里打架。

他说，也有很多家长、长辈会基于宗教原因，禁止小孩去教会玩。

谈到2路的街坊，他说，同排颜贵新的家（S56）以前是一家影相店，影相店搬走了，“o ji”（芋仔，颜贵新小名）一家才搬进去。影相店好像是海南人经营，他们是用屋子旁边加建出去的部分作影相店。

他说，在他小时候，2路还是黄泥路，后来才铺上柏油。那时候厕所也不在屋里，而是在屋后，到了晚上8、9点就有挑粪工来挑粪。挑粪工头上挂一盏割树胶的头灯，年龄50岁上下，应该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都不会要做这种职业。

与洪仙大帝庙同排的福音堂是四维笃信圣经长老会的前身，教会管理人于1970年代末向政府申请到现址，迁离街上。（感谢黄国华传道提供照片）

右边第一间是福音堂旧址，建筑外观仍大致维持旧貌。（截图自谷歌地图）

求学生涯

黄文添于1966年入读四维学校一年级，他说，那个时代没有幼稚园，入学就直接读一年级，四维学校一年级有A、B、C三个班。

他说，1971年小学毕业后，他入读21里大路边的Munshi Abdullah中学（SMK Munshi Abdullah，文西阿都拉国中）。他是最后一届英语源流学生，小他一年的学生，从原本的8科用英文教学，减少到4科，再过几年，就只剩下英文一科用英文教学。当时校内有华文课，好像是每星期有三天要留校上课。

他记得，华文老师都不是校内老师，有的是小学华文老师，有的是别所中学来的华文老师。当时校内有老师会劝他们不要考华文，以免拖低总成绩，但是华文老师会劝告他们不要做“香蕉人”。他从华文老师那里听说，只要校内有15人申请要读华文，校方就会为他们作出安排。

黄文添说，他在Munshi Abdullah读到中三，考完LCE（Local Certificate of Examination，等同于SRP），就转校到SSI继续念中四，因为Munshi Abdullah当时没有高中课程。在SSI念到中五，考完MCE（Malays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等同于SPM），他又继续读中六课程。不过中六只读了一年，就没有继续。

他说，那时他是坐冯金山开的校车到古来上学，开始每个月车费4块，到他读MCE时起价到每个月6块。他每天早上6点50分从家里走路去冯金山的家（门牌A2），从那里上车。冯金山的正业是理发，副业是开校车，他开的是中型校车，不是那种长长的校车。校车内挤到像沙丁鱼一样，梯级都站满人。

他也记得，那时33里和士年纳的校车也会载26里的学生去古来，不过搭他们的校车，学生就要走出大路，在大路的候车亭等车。有时候他们留校搭霸王车回家，车资是2毛钱。

黄文添说，以前他的家里很传统，重男轻女，所以他的两个姐姐都只念小学，没有受过中学教育。

左边第二间是冯东兴号，冯金山旧居，以前黄文添步行到这里上校车。（截图自谷歌地图）

从事树桐行业

离开学校后，他说，他先是做过厂工，不过做不久就转做树桐行业，在古来木业有限公司做了32年，从24、25岁，一直做到56、57岁退休。这公司的老板是他的街坊，张国清的儿子张贵芳（柔南张氏公会主席，也是世界张氏公会主席）。

他说，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公司是agent，扮演中间人角色，去各地找山门买树桐。那时候，有些树桐芭的芭主是直接把树桐交给厂，有些则是在“码头”（堆积树桐准备运出木厂的集中点）跟中间人谈价钱，把树桐卖给中间人，再由中间人卖给厂，中间人赚的是服务费。

谈到过去的工作，他说，就是到各地的山门，哪里有树桐就去哪里，柔佛比较多树桐的地方在加亨、在Tenggara（东南镇），他就去那里跟人谈价钱、量木，有的木有损坏，就要扣钱。

他说，树桐先从“山大王”（伐木点）弹出“码头”，那时码头已经有钳机，把树桐摊开来，然后分不同品质的材，打堆。行内人有一个方程式去计算树桐的价钱，不过里头贪污的情况很常见，比如量出来是20寸的说19寸，价钱就不同了。

早期他们没有树桐罗里，他说，那个时代还是有很多的私人运输罗里，负责运送的工作，比如说1吨树桐是某个价钱，请这些私人运输罗里来载，就把运输费加在上面。

黄文添说，退休后他原本没有想要继续工作，但是休息8、9个月后，有朋友游说他一起开一间神料店，其中一个游说的朋友就是雅胜家私公司的老板。原本他不想，因为对神料这行不熟悉，不过经不起朋友的游说，终于在2012年尾就与两位朋友合股开了三支香香行。

他说，因为是三人合股，所以取名三支香，不过其他两位合股人在第二年就拆股离开了，余下他一人继续做下去。

回想开业时期，他记得曾得到表弟媳的热心协助，她经营红太阳神料店，教会他怎么打价钱、排货等等。沙威的神料店不少，算起来他经营的这一间是第七间。

黄文添在三支香香行受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