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五妹女士口述历史

（刘五妹女士是张吉利杂货店东主张振民的太太。早前，P320在采访张振民先生时，也记录了张太太的成长记忆。）

刘女士在杂货店里受访。

刘五妹出生于1955年，今年67岁，祖籍潮州普宁。她的父亲刘坤在新加坡出生，母亲陈白糖则从中国南来。据她所知，父母俩是来到24哩后，才通过人家介绍认识、结婚的。

她说，父母在24哩的老家有一片地，用来种菜、养猪。后来在紧急法令时期，他们才迁入新村，新村老家的门牌是H55。她在老家出生，上有3个姐姐、1个哥哥，下有3个弟弟。3个姐姐分别叫作大妹、二妹和三妹，她排行第四，但是“四”不吉利，所以取名刘五妹。

刘五妹记得在她小学时，父母亲在25哩的油籽芭“做草”（*在粽油厂“龟来油枳种植公司”打工，当除茅草工人）。后来3个姐姐10来岁时，也跟着父母在油籽厂做。父母算大人价钱，每天工钱3块半；姐姐们算小孩价钱，每天工钱1块9。

她说，一直到1967年，父母拿到政府给的一片地，家里才改行种菜。当时政府很鼓励民众去申请土地来种植，她的父母也跟着大家去申请，顺利拿到在35哩的一小段地，大约有5、6英亩，在那里种长豆、黄瓜、辣椒、羊角豆等。

就她所知，政府给的这片地是没有牙兰（*地契）的，政府随时说要收回都可以收回。大概是在1980年，政府来信说要收回那一带的地，用来做Highway（*高速公路），整个菜园就这样没有了。虽然之后政府有赔偿他们35哩的另外2英亩地，但是赔偿的那片地较偏僻，所以家里就没有继续做种植。

刘五妹的父母和3个姐姐曾经在25哩的龟来油枳种植公司打工。图片翻拍自邓国先《龟来河》（古来：东风出版社，2006），页12。

刘五妹新村老家今貌。（截图自谷歌街景）

刘五妹说，父母开始在政府地种植的时候，她读完四维小学六年级，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继续升学，留在家照顾下面的3个弟弟。后来，到了17、18岁，她才觉得自己当年读书太少，很多字不会看，因此便和几个女生朋友一起去补习。

她说，当时她们在一间住家补习，由一位女老师教，学生大概有10多个。这女老师的家在19哩，地点差不多是在旧古来政府医院对面的火车站。

她记得当时她们每个星期补3天，从下午2点到下午5、6点，补华文、马来文、英文和数学几科，学费按月计算，每个月10块钱。她和友人前后持续补了2、3年。

此外，在18岁那年，她同时也在学做衣服。她说，那个年代，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家里自己做，没有在外面买，因此大家都觉得女生一定要会做衣服，以后才能做衣服给老公和孩子。当年学做衣服的人很多，什么年龄层都有，有结了婚30、40岁的，也有很年轻15、16岁的。

她说，裁缝班在晚上上课，学生大约有20人。当年的裁缝老师，大家都叫她春姐，年纪大约是20尾、30出岁，住在古来。春姐租下永成那间店面（*门牌A17）来教课。那时候，裁缝班学7个月就能毕业了，前6个月需要给钱，每个月15块，最后1个月则是免费的。

她记得，一直到她婚后，春姐都还有在教裁缝，至于是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了裁缝班，她就没有印象了。在她学裁缝的时候，主要是学做上衣、裤子和裙子，都是很简单的。像大衣、西装裤那类复杂的，她们就没有学。毕业后，她也做过衣服给自己和弟弟。做衣服的布料，她都是在永昌（*门牌A16）买，有的1码3、4块，有的1码1块多。

刘五妹说，春姐也有接租借新娘婚纱和帮新娘化妆的工作来做，她结婚时，也找春姐化妆和租婚纱。至于结婚当天set头发，春姐就没有做，她找了古来的上海美发店做头发。她和丈夫张振民在古来龙凤影社拍结婚照，在古来别有天酒楼摆喜酒。

门牌A16的永昌号（左3）以前是洋货店，有卖布料。现在是吉满福水果店。门牌A17的永成号（左4）在1970年代有春姐裁缝班。（截图自谷歌街景）

小时候，刘五妹常会在傍晚时分和几个邻居小朋友在屋前一起玩，玩伴都是女生。她说，当时她们常玩的游戏是“比较女生的”，有跳balloon（*跳格子）、跳绳、丢五石子等。不过，她们也会翻跟斗、“砍鸡头”等。砍鸡头客家话叫“挑竹”（*tiau zug），这游戏的玩法是：手拿一支短棍，把另一支横放在沙地小洞的短棍挑起来，然后往前击打出去。

她说，13、14岁之后，她就很少玩这些游戏了，平时都是留在家照顾弟弟，不会出去玩。到了18、19岁，弟弟比较大了，她就和朋友去古来补习，去古来的戏院看戏。杨亚风、陈暹英和陈暹珠都是当时她比较要好的朋友，她们搭2号巴士下古来，一趟6毛。

关于月事，刘五妹说，自己16岁才来初经，来红时她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包括怎么使用卫生棉，那都是前面3个姐姐教她的。

她记得1970年代，26哩洋货店卖的卫生棉只有一种牌子，包装是蓝色的，上面有一个十字标志，大家都知道它叫十字卫生棉，不过在店里买时，大家往往不会说卫生棉，而是直接去架子上拿了然后付钱。她自己也是如此，大家是比较保守的。

她说，当时永昌（A16）、李顺成（A19）这两间洋货店都有卖十字卫生棉，她也是在这两间洋货店买。早期她使用的卫生棉是那种两头都有带子的，姐姐教她怎样裁一条长绳子，然后绑着置放在胯下的卫生棉，系在腰间。她是在生了孩子后，为了方便，才转成使用黏的卫生棉（*可以贴在内裤上）。她印象中是在1980年代，洋货店里没有再售卖有带子的卫生棉。

1970年（左）和1971年（右）刊登在《星洲日报》的高狄氏（Kotex）卫生巾广告。（翻拍自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旧报资料）

1975年刊登在《星洲日报》的Modess卫生巾（左）和Stayfree卫生巾广告（右）。左边的Modess卫生巾前后两端系在卫生带上（缠在腰部的一条细带）。右边的Stayfree卫生巾开始用黏贴设计，不再使用卫生带。（翻拍自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旧报资料）

刘五妹在1976年嫁给张振民，她当时芳龄21岁。她说，她是在朋友的婚宴上认识张振民的，拍拖一年后便结婚。婚后，她就跟张振民住在门牌A3这间家，平时也帮忙张吉利杂货店的生意。

回忆起她和张振民拍拖的时候，她说，当时戏院有好戏上映，张振民就会带她去古来21哩的光明戏院去看戏。当时看的多数是华语片、爱情片，主要是秦汉、林青霞、秦祥林等演的戏。

刘五妹和张振民的结婚照，1976年摄于古来龙凤影社。（受访者提供照片）

结婚后，刘五妹和张振民前往雪兰莪、霹雳、槟城度蜜月。左边的照片摄于雪兰莪黑风洞，右边的照片摄于槟城佛学院。（受访者提供照片）

婚后，刘五妹生了4个孩子，她说，大儿子1977年出生，次子和三子分别于1979年和1981年出生，最小的女儿和老三相差4岁，生于1985年。4个孩子都在新山中央医院出生，产前她在26哩的政府诊所做产检，到怀胎第8个月时才被安排去中央医院做产检。

她说，在新山中央医院就只做一次产检，之后再到中央医院就是生孩子的时候了。她印象中生老大和老二是完全免费的，生后面两个孩子时，医院就要收钱，住院费每天3块。

刘五妹说，产后家婆帮她坐月子。她记得自己怀胎来到第7、8个月时，家婆就会先跟有种大风草的朋友要大风草，然后拿回家，自己绑成一小捆一小捆再晒干，收着让她坐月子时用。坐月子时，家婆会用晒干的大风草煮水给她冲凉，冲足一个月。

据她所知，家婆跟邻居拿大风草是没给钱的，在孩子满月时，家婆才包一个红包给这位朋友，当作谢礼。

她记得老大满月时，家里有请吃，只是意思叫一些亲戚朋友、邻居来吃。当时他们是找人来家里煮，丈夫张振民找了一个26哩的朋友陈成利帮忙煮。老二开始满月就没有请吃了，不过一些传统仪式他们会跟着做。像孩子做满月时，他们帮孩子冲凉，会在水盆里放一个秤砣，说是这样孩子会比较大胆；孩子满4个月时，他们会拿口水饼来抹孩子的嘴巴以收涎。

她补充说，当时口水饼只有谢全记杂货店有卖。到孩子对岁时，他们会给孩子吃一个鸡腿，说这样孩子今后才有得吃。

刘五妹说，当时自己很年轻，没有经验，什么都不会，都是家婆讲怎么做，他们就跟着做。

刘五妹（中）和儿子张尤宾（右）在杂货店里接受采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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